简介：1996年开始实施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刑法的人道主义原则,但整部法典却贯穿着宽容及人道精神:废除死刑和无期徒刑、自由刑单一化、保安处分法定化、刑罚目的人道化、刑罚种类的道义性、刑罚适用的宽缓性等都充分体现其人道主义.这种立法思想和刑法价值观念有助于构建和推进内地刑法的进一步人道化.

简介：由于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民意表达缺失,以及司法改革进程中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三层面纠纷解决模式的瓦解,使得现行司法制度关于融合与协调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功能丧失。在司法机关面对日益严重的纠纷解决压力与社会对于纠纷解决的渴求的情形下,一个具有"国家法民间化"和"民间法国家化"功能的司法层面正在逐渐形成。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但是不能忽视其存在一定的负效应。

简介：日本在二战前继受了德国式法治国家观，法治主义这一日本式的概念也确立起来。围绕明治宪法下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范围和程度也曾展开一定程度的论争。二战后，对于日本国宪法究竟有没有采纳英美型法治、英美型法治与二战前的法治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展开了论争，其代表者就是“过·柳濑论争”。此后就两者的共性达成广泛共识，实质性法治主义也得以形成。在当代行政改革、司法改革时期，又出现了以“佐藤·高桥论争”为代表的大论争，其实质是在法合乎正义的前提下如何实现法治、如何把握日本国家权力构造的应有状态，其间的分歧仍难以消弭。

简介：极端主义犯罪侵犯的是公共生活的安宁权,极端主义以系统的理论和主张为支撑,其与恐怖主义的区分在于是否以政治指向性为必要。不宜将单纯制作极端主义物品的行为认定为宣扬,因个人诉求得不到满足而煽动或胁迫群众抵制法律制度实施的不属于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强制他人留有极端主义发型或在身体上纹刻极端主义图案的不属于强制穿戴,非法持有宣扬极端主义物品罪中的宣扬强调的是物品本身在客观上彰显、体现了极端主义思想,而不能将其理解为主观的超过要素。

简介：自19世纪以来,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法理论经受了无可避免的衰落,而康德的自然法权理论是导致这一进程的重要因素。其学说一方面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自然法理论中实质性的自然观,使得任何试图从人的"自然倾向"中推出规范性命题的努力变得不可能;另一方面,其通过自然法权将伦理与法的领域进行了区分,这使得唯有高度形式性的自然法权而非伦理目的才能成为校验实证立法的标准。而康德的这种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法哲学催生了当代的立宪主义法律理论——一种"规范的实证主义"。

简介：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络德睦旨在揭示的只是对“中国有法与否”这一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以及为何西方人对其答案如此在意的认识论根源与政治根源,并未触及作为法律东方主义之反题的东方法律主义问题,更谈不上所为此举是在为当下中国法的任何具体观念进行的辩护与背书.如何界定东方法律主义及其未来将呈现何种样态,本质上仍是一个译介政治问题,需要仰赖于中国知识与政治精英未来的耕耘与塑造.迈向东方法律主义,是一项长远的系统工程,需要尽可能摒弃褊狭的法律自我东方主义倾向,需要解决好如何认真对待本土资源的问题,需要处理好政治共同体软硬实力的均衡匹配.

简介：集体建设用地同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有助于逐步破除土地管理的城乡二元制结构，显著释放集体资产价值空间，赋予集体经济成员更多的财产性权利，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简介：爱德华·萨义德(EdwardW.Said)在《东方学》一书中曾说,在东方学的历史上,法律研究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领域。[1]不过,他并没有涉足'法律东方主义'这一议题。或许是因为,作为一名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法律研究非其专长。笔者所寓目的学术文献中,近年来基于东方主义批判的理论立场,讨论美国如何想象和建构传统中国法律的著作主要有两本:中国学者李秀清教授

简介：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调查程序面临着保障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行政权与司法权、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价值冲突，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必须对以上三种冲突予以平衡。尤其要重视为过度构建保障国家安全而导致行政调查权力的扩张滥用、实体正义凌驾于程序正义之上，以及忽略司法权对人权保障的救济机制等问题的出现。

简介：近日，省高院召开高院机关干部集体谈话会，欢迎今年新录用的16名干警，对新任职的正处级审判员、科级干部，对2012年录用今年转正定级人员及岗位调整人员进行集体谈话。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董治良出席谈话会并作重要讲话。董治良院长首先代表党组对新招录人员表示欢迎，

简介：单纯的改革口号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感召力，民主化改革和制度化建设是后改革时代的基础性工作。宪法作为利益妥协与斗争的根本性文件应当成为改革的根本共识。在社会已经分化和断裂的情势下，寻求社会共识、稳定与和谐有赖于利益分配制度与过程的公正、公平、公开。通过完善利益表达与沟通、竞争与博弈、妥协与合作的宪政机制，为各阶层在自治、妥协与合作中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奠定制度基础。

简介：税款课征方式历经二十余年发展,税务机关的推定权限被逐步放大,推定课税渐变为课税推定。基于减轻执法强度和规避执法风险等考虑,课税推定以一种更简便易行的"估"形式在实践中自发生成,值得警惕。纵如此,亦不能否认课税推定对税收构成要件修正和对"效率与公平"整合的独有贡献。如若课税推定可控制,则课税推定方式值得期待。为此,可以考虑根据纳税人被推定的情由所形成的主观心态,并结合外在效果意思,选择适用财政中心主义抑或纳税人中心主义,使两者在课税推定中兼容并蓄。

简介：本文是关于络德睦教授著《法律东方主义》中译本所作的一篇书评。原书作者期待以此书促进关于法律东方主义集体联动的交流,本文可以视作中国的法律史学者参与交流的初始尝试的一个部分。本书评的侧重点在于如何理解法律东方主义的分期、概念化反思以及对于无法状态的解读,由此以“中国为中心”参与对法律东方主义的对话。

简介：当代恐怖主义犯罪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刑法学概念,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刑事政策不是打击具体的犯罪人或事,而是对某一种社会现象的综合治理,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刑事政策才是适宜的刑事政策。在当前宽严相济背景下,应适当借鉴"新社会防卫论"理论,立足于预防犯罪与控制罪犯之上,而不拘泥于刑事司法领域内打击和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与此同时,深挖其产生背后的社会根源,从而针对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以期从根本上预防消除暴力恐怖主义犯罪。并且在处罚犯罪人时适用以预防为目的的非报复性刑罚以保障罪犯的人权,帮助其重返社会。

简介：一、问题之缘起股权作为一种财产权,自由流动性是其固有的属性之一。但是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性,各国公司法普遍对这类公司股权的自由转让进行一定的限制,甚至允许公司通过章程进一步规制。英国大法官格林曾指出:"股东的正常权利之一就是自由地处理其财产,并向其选择的任何人转让之。"~①美国学者威廉森认为,股权的可转让性与有限责任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它与有限责任一起构成了现代公司制的两大基本特点。~②我

简介：十六届五中全会所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前提下，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新农村建设应该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历史阶段和工作载体。即通过新农村建设，逐步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生活质量改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社会。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历经＂侦查中心说＂的主导与＂诉讼阶段论＂的认识,在对司法规律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了＂审判中心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确立符合司法的中立性、对抗性、终局性的基本属性,是社会历史变迁与制度文明进化的产物。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刑事司法须将定罪量刑确定为审判者的专属职权,引导控辩双方围绕证据展开对抗,在程序正义的保障下追寻实体正义,确保被告人的充分参与和律师有效辩护,将权力控制与权利保障统一于审判程序。

简介：作为纠纷产生基础的事实冲突本质上就是意见之争。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向和纠纷解决方式从诉讼向非诉讼方式的转向在是否强调严格程序上相互背离,但是两种转向一致地蕴含了私权自治和寻求当事人自主合意的内在精神。在诉调对接机制中作为一种诉讼分流渠道的调解程序从来不放弃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可以说发现事实是诉调对接的逻辑起点。进而言之,在发现调解真实的过程中不管是合意还是强制,不管是查证、举证还是意见交涉都可见以意见取代证据的端倪。在诉调对接程序中,认定事实的材料来源,不再是原始的证据而是一种初级加工过的意见,不再是静态的信息载体而是解释、论证和评价的动态过程。这种意见裁判主义甚至普适于诉讼、调解等纠纷解决程序之中。

简介：一、我国刑事证据移送方式的变迁所谓刑事证据移送方式，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卷宗材料从公诉机关向审判机关移转的具体方式。一般划分为当事人主义的移送方式和职权主义的移送方式两大类型。职权主义移送方式也称为卷宗移送主义，即公诉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不仅提供起诉书，还同时移送所有卷宗材料。当事人主义移送方式也称为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卷宗移送方式，指检察官在提起公诉的时候，

简介：在司法和立法领域,都具有现实主义的趋向。法院的决定并不是正义的象征,面对实践中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矛盾,司法的作用更多在于通过更理性和科学的方式调和冲突。否则,司法政策就可能是盲目的。同样的,在立法层面,听证会的目的也并非仅仅民主式地弄清事实真相,并基于此作出合理的政策决定。立法过程通常是各方的博弈,甚至会是一种政治试探与政治权衡。对于立法的博弈过程,我们可从大量实例得以观察,尤其可洞察若干颇具争议的议题之中立法过程中的政治考量与博弈。有鉴于此,在司法和立法层面,都采用更好的事实认定方法,以使得政策制定过程更加理性。在现实主义趋势的大背景下,司法和立法都需要寻求与其他领域的相互协作,同时还要面向未来,在决策中考虑到政策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