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全球化、跨国联盟、地区自治、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主义等是影响民族国家未来前景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总体上会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完整性构成威胁,对民族国家的稳定性起到解构作用。经济全球化遵循资本的逻辑,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和扩张,跨越国家主权的边界,甚至动摇国家主权的基础,重新塑造国家的角色、能力和功能。在全球化时代,跨国人口流动性增强,外来居民和本地居民之间存在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冲突,引发国民认同危机。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价值还受到全球消费主义观念和世界大众文化的冲击。虽然民族国家将继续存在,但是其国家主权观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现代民族国家将走向衰落,超国共同体将成新潮。国家将进入“后主权”时代,民族国家体系将让位于“后民族国家体系”,产生像欧盟这样的超国共同体。在历史上,中国不仅是早熟的民族国家,而且是早熟的“超国共同体”,两者交替存在甚至并存。中国不仅存在作为“民族国家”的编年史,而且存在作为“超国共同体”的编年史。中国是“超国共同体”的创始者,对“超国共同体”并不陌生。作为回应全球化的可能选项,中国尝试推进新一轮“超国共同体”建设当然会有风险,但无视其趋势是不明智的。
简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全球现代性难题的中国方案,具有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特质,开创了21世纪人类的新文明。在马克思交往理论中,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社会的前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根基也是源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在逻辑关联、内涵意蕴、价值理念、实践路径等方面保持一致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立足马克思科学交往理论的视野,积极扬弃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交往模式,走出全球现代性的困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困境的最终解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导向。
简介:在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的审视,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它是一个包括核心理念或愿景、理论话语或战略、主要制度化展现或策略举措等不同层面的十分复杂的系统性整体。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显然还赵在一个初创性的阶段。“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明确提出的具有重大国际或区域影响的(经济)外交策略。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自觉意识到其与20世纪90年代初所采取的“韬光养晦”战略的明显不同,而且必须主动考虑到该战略的实施推进几乎必然会带来的经济本身之外的国际关系与社会政治影响。更重要、但也更具挑战性的是,要想使“一带一路”战略成为构建“人粪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理念及其话语或战略的标志性实践,我们就必须充分考虑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契合性或一致性。
简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将在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将利用世贸组织所赋予的权利成为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受益者,更重要的是,中国将以积极的姿态履行自己作为世贸组织成员的义务,恪守自己的承诺,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世贸组织是制定全球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并监督所有成员实施规则的组织。作为成员之间进行相互开放市场的谈判场所和多边贸易论坛,世贸组织具有解决成员之间贸易纠纷和争端的有效机制。根据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入世后,我国的产品、服务
简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报告还指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_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