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能源相对贫乏,以煤炭为主要燃料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生物质能源作为物质性、易储存的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中国未来能源发展的重点关注对象。受生物质发电技术的进步及中国地理环境多样性的影响,近年来新兴的生物质发电项目展现出新的特点,对该产业效率进行评价时需要考虑新的因素,并采用新的方法,评价结果才能客观,作为改进产业的参考依据。收集中国2010年以来建设的生物质发电项目,选择合适30家生物质发电项目作为样本,分别运用BC2模型、AR模型和分地区AR模型对这30家样本进行评价,发现中国生物质能总体上分布不均,地区差异较大,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和华东地区等地是我国生物质能的主要分布区,由于外部燃料资源市场和电网环境较好,因而这些区域产业效率普遍水平较高。对于北方地区生物质产业发展来说,市场和产业环境的改善对效率提高更有帮助。
简介:应用Tsallis提出的非广延统计力学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非线性Fokker-Planck方程所描述的动力系统,根据我国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2004年1月1日~2008年11月13日的高频数据,分析了在三种不同的时间标度下股指收益的概率分布,发现Tsallis分布可以很好地描述两市收益分布的尖峰厚尾有限方差等特征,同时也给出了市场微观动力学层面的解释。揭示出我国上海和深圳股市的价格过程并不符合随机游走,而是反常扩散过程,两市具有十分接近的非线性动力系统特征。所得结论对于研究我国金融市场的资产配置和定价、风险管理和制度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本文首先建立一个考虑投资者情绪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是资产定价的系统性因子且对其影响具有区制性(存在三个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仿真揭示投资者情绪对资产定价影响存在区制性的原因在于当投资者情绪增加时,最优组合超额收益受组合效应与情绪效应的综合影响。最后基于股票论坛发帖的情感分析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标,实证检验了本文的理论模型,并发现基于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得到的投资者情绪对股指超额收益影响,一方面会在投资者情绪处于第二区制内时将其对股指超额收益影响方向弄反,另一方面会在投资者情绪处于第三区制内时低估其增加导致的股指超额收益平均增加程度。
简介:本文从政府层级、制度环境与投资机会的角度出发,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投资机会集、制度环境变量提取了主成分,以2005~200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层级、制度环境对投资机会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政府控制公司和非政府控制公司的投资机会影响不同,对政府控制公司影响显著;且不同层级的政府控制企业影响程度也有差异;政府是否控制会对企业投资机会产生影响:省政府是否控制在1%的水平下对企业的投资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政府是否控制在5%的水平下对企业的投资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央政府和县政府是否控制对企业的投资机会影响并不显著;政府控制企业会比非政府控制企业获得更高的成长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简介: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深入推进,了解不同产业内信息技术能力与产业绩效之间的协调发展情况,对于系统把握我国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分类制定有效产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有别于以往采用宏观产业数据,重点评价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度,本文主要基于2008~2015年的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类测度四大类产业的IT能力与产业绩效的耦合协调度。研究发现:总体上看我国的产业IT能力与产业绩效之间存在中高度耦合关系,但耦合质量不高,耦合协调度处于中低水平,呈现逐渐上升趋势;此外,我国的不同的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存在差异性,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该差异的存在的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简介:通过梳理我国在增加农民收入上所采取的有关政策、效果评价,总结了学者们对农民收入问题认识的变迁过程,提出农民的收入是其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的结果,即农民收入是否能够有效地提高,关键在于农民是否可以并且是否愿意灵活地分配其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通过运用农户模型(AHM),并基于对广西农户的调研数据进行的线性规划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三点结论:首先,专于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在收入上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农业收入依然是他们收入来源和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其次,在实现最优生产决策的前提下,农民仍有大量的劳动时间未被充分利用,这为农民灵活地支配劳动提供了可能。再次,农民是否选择利用剩余的劳动时间离开土地并从事非农产业活动还要根据其种植农作物的品种决定。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