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历程。先秦时期的“西南”主要包括巴和蜀。汉晋时期,“西南”区域概念正式确立,包括巴蜀和西南夷地区。唐宋时期,狭义的西南是指唐、宋王朝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即唐代的剑南道、山南西道、黔中道,宋代的川峡四路;广义的西南还包括疆域外的南诏(大理)以及其它一些民族和王国。明清时期疆域内的“西南”出现了三种主要观点,较之前代范围有所扩大。近现代的“西南”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只包括国家疆域内的西南各地。“西南”概念及范围受地理方位、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动态性、模糊性、相对稳定性等特征,还有民族、边疆、政区、经济等多重含义。
简介:近代以来“西南”的区域重构,在区域合作战略主导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清末民初,“西南”区域认识是建立在流域分区强调横向(东西向)联系基础上,体现了贯通“三沿”(沿边、沿海、沿江)地带的自然诉求.民国初年,西南六省(川湘粤滇黔桂)一系列的区域政治合作则是其明确体现.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抗战大后方战略主导下的国防地理分区,体现了由横向(东西向)的流域分区向强调高地防御的纵向(南北向)地形分区的转变.1949年后的西南大行政区设置也是国防区划思维的体现.然而,改革开放后,这一“国防第一、经济第二”的区划思维及其实践阻碍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协调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经济区的不断调整,尤其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战略的提出,则可以看作西南区划思路的回归,是对贯通三沿(沿海、沿边、沿江)地带的区域合作常态的自觉尊重.
简介:明清时期鄂西南民族地区的聚落形式主要有城市和村落两种类型,其发展演变在时间序列上可划分为土司时期和改土归流后两个阶段。土司时期,城市稀少,城址多在盆地(或坪坝)或临近长江之地,规模小,内部结构简单,政治、军事职能较强;土司村寨的分布大势是北少南多,村寨的规模相对较大,非土司区村落分布稀散。改土归流后,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多,城址的分布渐趋均衡,但城市的规模仍不大,内部结构较土司时期复杂,城市除仍具有政治、军事功能,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有所增强;村落多集中分布于原土司区,村落的数量增多,但规模较小。影响明清时期鄂西南民族地区聚落分布与发展演变的主要因素有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和民族因素。
简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边疆地方实力派关系复杂,中央力量在西南边疆十分薄弱。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虽然组织专家对西南边疆的相关实业进行了规划,但鲜有实践行为。国府西迁后,国民政府中央力量从政治、军事、经济各领域全方位渗入西南边疆,沿海或内地工矿企业的迁入,成为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实业发展的显著内容。由于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不断反复,加以地理环境、文化、交通、实力等因素的限制,国民政府对于西藏地区社会经济的规划更多集中于开发西藏的交通建设方面,较少涉及其他层面。蒙藏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实业发展拟制的初步规划,是近代以来中央政府机构从政府层面做出的关于西南边疆实业开发的第一次较系统的考察,虽限于当时中国客观的政治环境未有全面实施或贯彻,但客观上可为后来者审视西南边疆的资源、经济发展等问题提供了基础。沿海工矿企业内迁的行为促进了西南边疆近代工业经济水平的发展,但这一非常态经济行为的战时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并没有实现西南边疆近代工业经济的根本改观。
简介:在对当前全球生态低碳发展理念进行研究的前提下,报告了西南山地城市空间增长普遍存在的透支生态环境问题。为了将制约西南山地城市发展的自然生态资源因素转化为促进城市特色形成的先天优势资源要素,在宜宾南部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利用天然山水资源构建"山水融城"的景观格局,利用自然绿色要素构建"生态网络"的安全格局,强调功能高效复合构建"紧凑组团"的布局模式,基于低碳交通引导构建"复合快达"的通行模式,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低碳性紧凑山地城市模型。通过"生态低碳"的建议性引导措施,真正落实生态低碳的城市空间格局,将西南山地自然生态、景观及地域文化等优势转化为城市竞争力,实现山地城市物质形态与其所处自然环境有机协调发展,同时也为完善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设计方法提供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