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执行拍卖程序中，法院对债权人查报的债务人的财产范围仅采形式审查，难免时有失实或存有差错，以致第三人所有的不动产屡被作为执行标的物而遭拍卖，但现行法亦未赋予其充分而有效的程序保障与实体救济。因此，应合理界定执行拍卖的性质及效力范围，区分并区别对待拍定人的主观善恶之心理状态，完善不动产第三人救济制度，即通过拍卖程序终结之前的程序保障与拍卖程序终结之后的实体救济对其予以保护。

简介：法院调解是否应该注入强制性因素,理论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由于法院调解本身难以避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也为了促进案件分流,提高司法效率,并且缓解某些案件不宜作出判决的压力,在法院调解过程中适当注入强制性因素是比较务实的主张,也符合大多数国家主流发展趋势。如何防止法院调解强制性因素向强制调解转变？应当正确厘清自愿原则、制度性强制及蛮横调解的界限和关系：规范调解强制性,杜绝蛮横调解;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强法院调解的强制性。为缓和调解中＂合意的贫困化＂态势,必然需要牺牲调解的部分灵活性、注入强制性因素并对强制调解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规范与完善,以此保证法院调解走向程序化、制度化。调解前置范围适度扩张、法院可依职权优先启动调解、加强法官对调解过程的控制、建立代替调解的裁决制度等措施值得尝试。

简介：实践中对于犯罪嫌疑人权利影响最大的强制措施的超量适用、无变更适用乃至超期羁押、变相羁押，原因在于未将相关强制措施的期限与办案期限作合理届分。本文着重从如何协调强制措施与办案期限的矛盾冲突，正确合理使用强制措施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当前强制措施与办案期限的主要矛盾，并对解决这一矛盾提出了一些初步构想。

简介：我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自建立以来一直饱受社会各界争议。在2010年和2011年的全国人大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对提高交强险责任限额、取消赔偿限额等问题提出司法改革建议。本文对有关受害第三人问题、保险公司的责任限额及诉讼地位和责任免除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若干疑难问题作了探讨。

简介：民事诉讼改革中暴露出来的当事人诉讼能力不足的问题，可以由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切实加以解决。该制度由于强制性以及适用范围的局限性而饱受争议。其虽然有体现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效益、保障司法权威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优点，但亦存在限制当事人主体自由、妨碍公平竞争等缺陷。从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益这两大价值目标考量．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应当实行且已在一些国家有了实践。结合必要性、可行性、合理性以及预期目标等综合分析，我国有引入该制度的条件，可将该制度设计为民事诉讼的补充制度并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同时。对律师费用、法律援助等配套制度作出调整，保证该制度的发展。整个律师制度和民事诉讼同时可以此为契机作出优化改革。

简介：刑事诉讼意义上的案件包括“行为人”与“犯罪事实”两部分，刑事诉讼程序中所面临的阻碍一部分是由“行为人”所引起，而另一部分则是由“犯罪事实”而引起。刑事强制措施一方面通过排除“因行为人所引起的阻碍”，保全被追诉者；另一方面通过排除“因犯罪事实所引起的阻碍”，保全犯罪证据，以此来达到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最终目的。包含我国在内的世界上多数国家、地区都存在刑事强制措施实体化的倾向：理念上认为刑事强制措施具有教育、惩罚等功能，实践中则对预防性羁押予以广泛适用。在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当突出刑事强制措施的程序指向性，纠正实体化的错误偏向。

简介：刑事强制措施是通过对基本权之干预来实现程序保障目的的行为。强制性和程序性是刑事强制措施的基本属性,共同构成强制措施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依对人身自由的干预程度,可以将刑事强制措施分为羁押与羁押的替代措施。二者在目的指向上具有同一性,但在实现方式上存有区别。新《刑事诉讼法》将监视居住定位为逮捕的替代措施,理顺了刑事强制措施的层次性和内在关联,有利于减少逮捕措施的适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

简介：杨白劳从深重灾难的旧社会被解放出来，翻身做了主人，不仅和黄世仁的高利贷一笔勾销，其人生自由和权利也得到了根本的解放。但小品《杨白劳和黄世仁》的出现，倾刻又使杨白劳成了不守信用，受众人厌恶的赖者，虽呈一时之赖乞，但一经司法和社会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强烈舆论的介入，似乎“执行难”的根本症结都集于杨白劳一身，杨白劳一下子又枷锁加身。由此，当前在强制执行中过分强调了对申请执行人权益的保护，而对被执行人的基本权的保护则有意无意的加以忽视或者淡化，其结果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申请执行人保护的“话语霸权”。当然，就目前的执行情势而言，的确存在被执行人相对于申请执行人的强势地位，如由于被执行人的规避执行，出现了“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被执行财产难动”等状况，所以有小品《杨白劳和黄世仁》的出现。然而，由于执行权并不具有审判权的中立性而是偏向申请执行人，一旦法院执行权介入执行，上述被执行人相对于申请执行人的的私权上的强势地位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审判机关和申请执行人二者叠加的相对于被执行人的强势地位。这种逆转的结果可能形成了类似大象（法院执行权）与小鸡（被执行人）共舞的场景。由此关注被执行人权利的保护研究，并加以实践尤为紧迫和重要。

简介：强制调解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或法院命令,针对特定类型民事纠纷而言,启动调解不以当事人双方自愿为前提,从而使调解成为诉讼的前置程序或裁判前置阶段的一种特殊的民事调解制度。与普通民事调解相比,强制调解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前置性等特点。在把握强制调解内涵时,必须厘清强制调解与强迫调解的界限,正确认识强制调解与调解前置、调解的强制性因素之间的关系。新《民事诉讼法》第122条增设的＂先行调解＂不属于强制调解的范畴,但却蕴含了诉前强制调解的基本雏形,为在适当时机拓展我国强制调解的类型奠定了基础。

简介：我国现行由法院和税务机关共同行使税务强制执行权的双轨制模式是在税收立法、行政诉讼立法以及行政强制立法的不同阶段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税收立法和行政立法在税务强制执行权上的不协调,导致我国税务强制执行权在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实践中乱象频发。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的实践对我国税务强制执行权的完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鉴于税务强制执行内容的异质性、法院在强制执行效率、执行队伍、执转破程序衔接上的明显优势以及强化税收司法、加强纳税人权利保护和构建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时代要求,《税收征管法》修订中应当确立由法院行使税务强制执行权的单一主体模式,在保留税务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措施权力的同时,强化行政强制措施行使的程序性规定。

简介：由于立法缺失，当夫妻一方为名义债务人时，各地法院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强制执行程序极不规范统一，利害关系人缺乏实体争议的诉讼救济。本文对执行现状及待解决问题进行梳理后，比较借鉴域外相关执行制度，提出应植根我国“夫妻一体”的传统婚姻观念和婚内财产共同共有、共同管理为主的现实情况，赋予执行机构认定债务和追加被执行人的权限，明确其认定的启动方式、审查标准与程序，规范认定结果的处理及后续执行．建立多维执行异议之诉充分保障当事人实体争议的救济。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三条修改原“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为“强制猥亵、侮辱罪”，加大了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力度，其进步性自不待言。然立法的不彻底，亦产生诸多弊端。就强制猥亵罪而言，“强制”表现为手段的强迫性和违背他人意志性，二者缺一不可；“猥亵”则包括一切侵犯他人性自决权的行为，而无论其目的为何。此外，“猥亵”和“侮辱”具有同一性，不论理论还是实务，均难以区分二者，对此应在修法时删除“侮辱”，改“强制猥亵、侮辱罪”为“强制猥亵罪”。

简介：我国政府已于1998年10月1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承诺将于近期批准加入该公约，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从《公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我国与《公约》相关的法律制度，其中，劳动教养制度由于和《公约》第8条款“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之规定不相符合，因而成为我国法律制度同《公约》接轨的障碍之一。如何使劳动教养制度既发挥其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的积极作用，已使其与《公约》协调接轨，是法学界需要着力研究的一个问题，将劳动教养制度刑事化，似不失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