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实践理性批判》以“理性的事实”证明了纯粹理性是实践的，并赋予了自由理念以客观实在性。本文将通过分析第二批判的“对分析论批判的阐明”、“结语”和其他文本，证明只有将理性的事实看作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实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能使它和第二批判的目的和论证思路结合起来：这个实验通过每一个人的实践理性的判断区分了纯粹的道德法则和经验性的原则，为道德哲学树立了正确的前提。本文还将通过和《纯粹理性批判》里的理性实验比较，探讨实践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具体含义和实践理性实验的深层次意义。

简介：康德的人格（Person）是跨此岸和彼岸、跨越现象界和本体界的，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人格性（Personlichkeit）则是完全属于彼岸世界或“理知世界”的。当我们把人性置于人格中来考察时，由于人格本身的跨两界的性质，人性本身也就被提升到了具有人格性的尊严的高度，甚至凭借人格性而和上帝的意志联结起来了。人格是使一般人性被提升到人格性的本源的要素，它使人不仅具有此岸的主观目的的价值，而且具有彼岸的、理知世界中的绝对价值；人格是使人性提升到人格性的中介。目的公式要求我们在把人性当作手段的同时记住有一个最高的限制性条件，就是把人格中的人性当作目的。人性也具有双重性，所谓人的“本性”（Natur），一个是指人的自然性、自然本能，一个是人性的本质，其中包括理性能力，也就是自由地设定目的的能力。但人性只是理性设定一般目的的能力，人格性则是特指理性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人性与人格虽然都具有双重性，但人性还属于此岸世界，而人格则通过人格性跨入了彼岸世界。如果没有人格或人格性，人与动物的区别仍然只在于人是“高级动物”，而不具神圣性和崇高性。目的公式中的“人格中的人性”应该指把行动者的本体设立道德目的的能力考虑在内的人性，是一种从两界统一来看的人性，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完善化的可能性的人性。所以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有两类目的，第一类目的是一般的目的，即主观目的或相对目的；另一类目的是单凭理性给予的目的，即客观目的或绝对目的，又叫作“自在的目的本身”，这类目的没有掺杂感性的东西，具有绝对价值，所以这样一类的客观目的是对所有的理性存在者都有效的。人格中的人性一方面具有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将自�

简介：情感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中一个既重要又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本文致力于对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情感进行一个全面的挖掘、整理和阐释,并为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角色给出一个合理的定位。基于康德道德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康德道德哲学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道德形而上学的酝酿阶段、奠基阶段、完成阶段和“应用及扩展”阶段。在酝酿阶段,康德的道德哲学尚未成熟,哈奇森和卢梭先后对康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面三个阶段都属于成熟阶段,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里,康德道德哲学的目标各不相同,与此相应,每个阶段都有一种主要类型的情感被突出出来,服务于该阶段的目标。与此相应,成熟时期的康德道德哲学中有三类情感,即作为动机的道德情感、支持性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目的论下的非道德情感。作为动机的道德情感主要是敬重感;支持性的道德情感包含良知、爱、同情和友谊;而道德目的论下的非道德情感又包含三类:其一为本身与道德情感相类似的非道德情感,比如审美情感和宗教上的虔敬;其二为本身具有两面性的非道德情感,比如荣誉感;其三是本身在道德上为负面的非道德情感,比如权力欲和激情。

简介：在福柯看来，康德真正天才的地方在于，他通过将有限性奠基于先验的层次而翻转了先前在有限性中所包含的否定性的意义。但福柯却将先验主体置于生活、语言和劳动这一经验背景中。跟福柯一样，海德格尔也将康德通过转移到先验层面来克服经验有限性的尝试看作是康德之批判的（失败的）核心。他们都认为，康德在《人类学》中将对人的有限性问题的三个批判性考察重新置于中心，这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失败的原因何在这一点上却大相径庭：福柯认为基于人的解决办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海德格尔则认为是康德在人的此在面前的退缩。于是他们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补救策略：或者寻找一个对先验有限性进行重新诠释并使其相对化的非人类学方式，同时保留其基础性的视角，这是作为历史先验性研究的考古学的目标；抑或重新定义人的有限性自身，从而避免那种困扰着后康德哲学的经验一先验的混乱，并因而提出一种对生存的全新理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有限性？福柯认为，康德的人类学的有限性是一种经验性的限制，但是也可以放到先验的立场上来了解，但这就与起源概念相矛盾，导致先验的有限性反过来取决于人的种种经验的限制。这就是理性的“盲点”，它能够使认知成为可能，但是无法从本质上被认识。关于起源的人类学悖论就是由于人自身的矛盾：起源只能通过经验时间来发生，但是时间自身的存在又必须被归因于先验主体。生命、语言和劳动不只是知识的对象，它们在人的先验有限性这一基础性的背景下被如此这般地给予，哥白尼式的逻辑被人类学转向所击败。是否可以认为福柯对海德格尔是一个暗示，即基础存在论能够在有限性分解之外提供给我们一个选择？通过基础存在论克服胡塞尔的先验现�

简介：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对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做了明确划分：法权义务是可以外在立法或外在强制的义务,德性义务是不可以外在立法或外在强制的义务,而是一种自由的自我强制的义务。在本真的法权义务和本真的德性义务之间,有一种把法权义务本身当作内在动机的＂有德性的行为＂,康德有时称之为＂伦理义务＂。但中义的伦理义务同时包含了这种居间的伦理义务和本真的德性义务,广义的伦理义务甚至包括了作为间接伦理义务的法权义务。对自己的不完全的义务（自我完善）和对他人的不完全的义务（他人幸福）属于德性义务（本真的）;对他人的完全的义务（不得害人）属于法权义务（本真的）;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不得自杀）难以简单归类：作为与意志规定的目的或质料无关、只涉及纯粹形式的义务属于法权义务,但作为一种自我强制的义务又属于德性义务,它似乎既属于又不属于法权义务,既属于又不属于德性义务,但康德最终还是把它放在德性论中阐释。在本真的法权义务和本真的德性义务之间,有两种义务难以简单归类：一是把外在的法权义务变成内在动机的＂有德性的行为＂,二是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

简介：自然权利学说式的国家其政治计划是由洛克给定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所有人都同意为基准的“契约国家”；而其经济计划是由亚当·斯密给定的，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自由竞争为基础而形成的自由经济市场。该国家承诺将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是通过黑格尔对自然权利学说“形式的自由”的批判及对当时英国现实的五个问题的考察，发现它并未能实现自己的承诺，反倒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简介：本文通过对《精神现象学》中相关内容的分析与解读,具体展现出信仰的本质结构、启蒙对信仰的批判、启蒙的肯定命题以及启蒙如何走向绝对自由、如何由于自己的局限性而走向自己的否定。绝对自由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自己的限度,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自律,而只是停留在自由的任意性之中,从而最终走向绝对恐怖。只有克服这些局限性,才可能建立起一个能够保障所有人的最大自由的社会。可以借鉴信仰里面某些积极因素,即信仰层面那种富有张力的矛盾对立结构,通过设立一个超越于现实世界之上的理想目标来扬弃启蒙精神的有限性,从而导致精神的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简介：在词源学和哲学的视角下,文章首先分析和引证了＂gemein＂为什么会是＂下流的＂＂无耻的＂,阐述了没有个性和下流无耻的关系。文章力图借助词源学的方法揭示出,杰出就是意味着对起规范作用的边界进行挑战和游戏;而真正的天才总是可能冒着被时代误解的风险。

简介：本文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笛卡尔哲学开端的分析出发,梳理出二者对笛卡尔前提的批判观点,并试图证明二者的批判实则将笛卡尔开端中的“我思”理解为独立奠定表象世界秩序的反思性实体。面对误解,笛卡尔的文本足以为自己辩护。“我思故我在”是一个有限且不完满的开端,文章通过论证这一开端的有限性,“我在”和由此构建的表象世界的真实性,试图说明笛卡尔对自我的发现及这一发现的意义,并就笛卡尔所建构的表象世界的真实性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做出回应。

简介：解神话纲领是20世纪德国著名神学家布尔特曼提出的针对圣经新约中神话叙述的解释方案。解神话作为一种圣经解释方法具有丰富的解释学内涵。首先,解神话不是简单地去除神话,而是悬隔神话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具有解释学之去蔽的意义。其次,解神话不是把生存哲学强行套在圣经上,使之哲学化、现代化,而是借用其术语对圣经进行生存论分析,将去蔽后呈现出来的意义阐明出来,具有解释学之建构的意义。最后,解神话的任务是在具有实践色彩的宣道活动中得以实现,是通过人在宣道中的信仰实践活动来解开圣经的意义,体现为解释学的实践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