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火电厂锅炉是火力发电厂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将燃料燃烧释放的热能转化为蒸汽,推动汽轮机运转,进而带动发电机发电。因此,火电厂锅炉的工作状况直接关系到发电厂的经济效益和安全稳定运行。为了确保火电厂锅炉的安全稳定运行,必须定期对其进行检修和维护。文章对火电厂锅炉设备检修与维护工作进行了研究。
简介:摘要:随着全球对可再生能源需求的日益增长,风能作为一种清洁、可再生的能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风电场作为风能转换的主要场所,其风机设备的运行维护至关重要。本文旨在探讨风电场风机设备运行维护的优化措施,以确保风能的高效利用和设备的稳定运行。
简介:分析重金属在"环境-牛肝菌-人体"系统中的迁移、富集规律,为牛肝菌重金属污染防治及食用安全评价提供依据。采用ICP-AES法测定云南野生牛肝菌及其生长土壤中Cd和Hg含量,分析牛肝菌对重金属的富集特征及牛肝菌的重金属含量与土壤的联系,推测云南野生牛肝菌中重金属Cd和Hg的来源;根据FAO/WHO规定的每周Cd或Hg的允许摄入量(provisionaltolerableweeklyintake,PTWI)评估牛肝菌的重金属暴露风险。结果显示,(1)不同种类、产地牛肝菌中Hg和Cd含量具有差异,菌盖中Hg、Cd的含量分别在0.92~16.00mg·kg^(-1)dw,4.97~24.07mg·kg^(-1)dw之间,菌柄的Hg、Cd含量分别介于0.46~8.2mg·kg^(-1)dw和2.11~22.08mg·kg^(-1)dw之间。同一种牛肝菌菌盖中Hg或Cd的含量均高于菌柄(Q(C/S)〉1),表明牛肝菌菌盖对Hg和Cd的富集能力强于菌柄。(2)牛肝菌菌盖和菌柄对Hg的富集系数(bioaccumulationfactor,BCF)分别在1.72~19.12和1.30~6.40之间,菌盖、菌柄的Hg含量均高于相应生长土壤的含量,其中采自楚雄永仁县的铜色牛肝菌菌盖的Hg含量是土壤的19.12倍,表明牛肝菌中的Hg不仅来自土壤,根据山地"Hg诱捕效应"及云南大气Hg升高的相关报道,可以推测云南野生牛肝菌中的Hg主要来源于大气沉降。(3)牛肝菌菌盖、菌柄对Cd的富集系数分别在0.16~1.82和0.07~1.67之间,多数牛肝菌的Cd含量低于土壤含量,表明牛肝菌中的Cd主要来自生长土壤。(4)假设成年人(60kg)毎周食用300g新鲜牛肝菌则多数牛肝菌菌盖、菌柄的Hg摄入量低于PTWI(Hg)标准,Hg的暴露风险较低(假设未通过其他途径摄入Hg);食用300g黑粉孢牛肝菌菌盖或菌柄摄入的Cd达到0.722mg和0.662mg,超过PTWI(Cd)标准,食用有Cd暴露风险。
简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地方创新并在中央层面被制度化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推行,至今已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被视作包括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政策扩散过程,对其中扩散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决策机制实施状况与效果。基于对69份地方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扩散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学习、强制和模仿三种扩散机制;其中,横向扩散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学习和模仿的产物,而纵向扩散则在更多地表现强制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亦存在学习和模仿的可能。要改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施效果,需在正视强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减少模仿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应更好地促成政策学习。
简介:电子行业存在普遍的职业健康危害且极易被忽视,采用EPA吸入风险评估模型和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法,对电子行业的某电子零部件生产企业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有毒有害化学物中一个H2SO4检测点、粉尘中8个矽尘检测点和部分噪声检测点超出了我国职业接触限值外,其他各现场采样检测值均不超过我国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EPA法评估结果显示,从业人员接触的H2SO4、H3PO4、C3H8O、HCl、V及其化合物等有毒有害化学物和粉尘存在较大的职业健康风险;而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法评估结果显示,从业人员除接触到的H2SO4的职业健康风险水平为I级轻度作业危害外,其余有毒有害化学因素的职业健康风险水平为无害作业水平,同时接触到的粉尘和噪声则达到Ⅲ级高度危害作业水平,存在较高的职业健康风险。EPA法的评估结果普遍比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方法的评估结果高;且EPA法适用于电子行业职业危害因素中有毒有害化学物和粉尘的职业健康风险评估,而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方法的适用范围比EPA法还多一项物理因素的职业健康风险评估。针对该电子零部件制造企业建议从加强工艺设备的密闭性、提升系统的通风性、改善个人健康管理措施三方面进行防毒、防尘、防噪风险管理。
简介:识别空气污染的高社会脆弱性地区,查明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这对于降低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提升空气污染防治的效果都至关重要。本文首先提出了面向区域的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概念模型,并据此建立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而以省级行政单元作为分析单位,运用投影追踪聚类模型,识别了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排名前五的影响因素分别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本科及以上人口比例"、"每千人医院床位数"、"儿童(14岁及以下人口)"和"城市绿化覆盖率"。同时,通过集成社会脆弱性指数来探索中国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00~2014年,社会脆弱性指数均值保持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2010年,社会脆弱性指数标准差持续上升,2010年后出现下降。在整个研究周期内,全国各省的社会脆弱性经历了普遍偏高至部分好转再至好转局面扩大的变化。社会脆弱性的好转始于东北局部,再扩展至东部沿海,继而向中西部推进。在空间分布上,中部和西部省份的社会脆弱性偏高,北京和上海的社会脆弱性最低,华北和华东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水平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