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搜集唐宋时期编写的蒙学书,对其书名、卷数、作者、写作年代做了考证,以时代分,中唐1种,晚唐7种,五代1种,北宋15种,南宋63种。从数量看,宋约为唐的十倍,南宋是北宋的四倍多,质量也是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唐宋时期接受启蒙教育的人群在不断增加。更具体说,初、盛唐接受启蒙教育的人数甚少,中、晚唐有所增加,北宋比唐多,南宋增幅最大。由此出发,重新审视唐宋历史,有两点新的认识。其一,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历来传为美谈,其实,在它的辉煌背后,存在着苍白的一面。从初唐、盛唐没有编写一部启蒙书看,它是不关心广大庶民的教育的,再结合这一时期较高层次教育存在的严重缺陷,必然影响到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制约之后的发展。其二,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全面衰退,昔日辉煌,不再重现。为什么?以往,人们多把这一切全归咎于安史之乱。合理吗?金宋战争延续的时间更长、涉及地域更广,但南宋中兴了,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它与北宋同登华夏文化的最高峰。个中原因与宋比唐更关注教育的普及、素质的提高,唐代的国民素质不如宋代有密切关系。它不是唯一的原因,也应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简介:壮族有1700多万人口,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除广西外,云南、广东、湖南、贵州等省均有分布。作为南方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壮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和保持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壮族文化与东南亚各国的相关民族文化有着渊源关系,是属同根生民族,在人类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研究对象。我与壮学研究结缘,是从1985年从事整理民族古籍事业起,二十年来,在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整理民族古籍、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学术考察集一系列活动中,尽所能致于壮学研究推广和发展,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感慨颇深。
简介:本文对三个与现代民主政治发生学有关的问题做了一点宏观的探讨。首先,笔者认为基督教的兴起可能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发生有重大意义,理由是基督教作为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交融的产物,基督教使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在以往单一的'此世'取向之外增添了一种'他世'关怀,个人从此不再只是集体主义城邦政治的附属物,他同时也成了一个渴望个人灵魂得救的基督徒,这意味着古典古代漠视个人价值的传统终于被打破,意味着个人自由意识的初步觉醒,而以个人自由为首要前提的现代民主取代古典民主的历史进程,算来也应是由此开始的。其二,英法两国的现代民主创制试验各具特色,前者强调自由,后者尤重平等。笔者认为这一情况和两国绝对王权在历史中形成的不同特点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并着重从高等法院与王权的矛盾揭示了革命时代法国强烈的平等主义倾向的一个方面的起源。其三,美国革命的现代民主创制试验具有'原则民主'和'程序民主'并重的特色,所以才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经验。在笔者看来,美国民主的这一特色实际上体现了自由与平等这两大价值的一种比较成功的结合,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美国革命者综合吸收了当时英法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华的结果。
简介:本文首先对考据学的内涵作了界定,然后讨论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作者认为前人关于清代学术或经学的分期、派别的意见,只能作为探讨清代考据学分期、派别的参考,而不能简单套用。关于分期,作者认为应分四期:第一期为清初期,包括顺、康两朝,特点是“汉宋兼采”。第二期为清中期,主要包括乾、嘉两朝,作为过渡,雍正朝亦可划入,此期为考据学高峰。第三期为清晚期,主要包括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和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之前。此期的特点是经今文学重新兴起,倾向于经古文学的正统考据学的绝对优势受到挑战,其绝对地位亦受到冲击,但还只限于量的变化,而并不是质的衰落。第四期为清末,即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以后。甲骨卜辞和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新资料的发现受到学者的重视,开始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研究(如孙诒让),使清代考据学走上了新的阶段,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对第三期的评价和第四期的划分,尤为本文新见。关于派别的划分,作者认为关于清初期浙东、浙西两派的划分无异义;分歧主要表现在中期,作者认为传统吴派、皖派、浙东学派的分法,适用于考据学,而扬州学派的划分颇多混乱,在考据学上尤其难以成立。根据本文提出的构成学派的三个条件来看,扬州学术实为皖派戴学之流衍,并没有多少创新,根本构不成一个独立的学派,特别是从考据学角度来看,尤其如此。所以,当如刘师培在皖派戴学之后附论扬州学术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