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采用2007—2014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行业特征和盈利能力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较非农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而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较高的盈利能力强化了行业特征对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正向影响,而对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则不具有这种影响。该研究不仅证实了农业上市公司较非农上市公司实施了更为严重的盈余操控,还揭示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以及盈利能力对行业特征与两种盈余管理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也存在异质性。
简介:在构建衡量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CGSS)中《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调查》(2005年)有关城市和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异同点,并进一步提出改进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和建议。
简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Ng—Perron单位根检验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并应用该检验研究了中国名义GDP、实际GDP和实际利率的平稳性。通过分析,以期Ng—Perron单位根检验能在实证分析中得到更为规范和广泛的应用。
简介:国际上有许多大型企业根据商业周期等的变化,加速调整企业的财务战略,如筹资、投资和资产重组的战略,以降低财务风险、增强财务稳定性、可持续性发展等提高企业的综合收益水平。同时,由于不同行业竞争格局不同,当前业务和增长机会的收益风险差异明显,目前研究大多发现不同行业资本结构也具有明显差异。如果可把我国上市公司按某分类标准划分为三组:1.处于价值流入期的公司;2.处于价值稳定期的公司;3.处于价值流出期的公司,那么这三组公司的资本结构具什么样的特征呢?为了排除行业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同一行业(制造业)的上市公司的财务和市场数据,试图通过对该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进而提出具体改善意见,以利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总体业绩改善。
简介:忽略经济增长模型的合适性及时变特征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测度严重背离现实。根据Solow与Lucas的两类经济增长模型,序贯性构建了6个时变参数经济增长函数。通过贝叶斯推断与MCMC抽样获得刻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变特征,应用模型选择与比较得到相应结论:规模报酬时变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要优于其它5个模型,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提高了经济增长的内源性效率;物质资本弹性、人力资本弹性及溢出效应具有较强上升趋势,对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发挥良好支撑作用;尚未达到递增阶段的规模报酬以及收敛性波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都需审慎解决。
简介:分别利用结合环境管理策略的自然可处置和管理可处置径向DEA方法测度了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00-2011年的合成效率得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地区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均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中部地区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则强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十一五"期间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相对于"十五"期间无显著变化;中、西部地区"十一五"期间经济效率相对"十五"期间显著下降,而环境效率并无显著变化。结合自然可处置和管理可处置环境管理策略,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应对更严格的环境管制拥有相对较低的机会成本,而中、西部地区为应对"十一五"期间更严格的环境管制不得不控制其经济增长的投入,从而导致经济效率显著降低。
简介:制造业低碳化发展日益成为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利用分行业分年份碳强度计算方式,引入加工贸易产品、细分能源测算等方法精确计算了中国制造业1995-2010年6个重要年份制造业的隐含碳整体排放及贸易排放情况。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化学工业、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行业排放最多,分别为9亿吨、7.9亿吨、7.4亿吨;净出口隐含碳排放行业比例一直保持在50%以上,2010年排放最多的行业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织业、通信设备与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分别为0.15亿吨、0.10亿吨和0.02亿吨;进出口隐含碳排放密集度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态势;为推动制造业“供给侧改革”低碳化发展,应倾向于支持隐含碳排放绩效高的行业、隐含碳排放密集度低的产业、净出口隐含碳排放绩效高的行业。
简介:采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ayesianModelAveraging)方法,使用1990-2007年省际数据,对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的有效性和稳健性进行了识别和检验。研究结论表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工业化推进速度、对外开放程度、东部区位优势、消费能力和对内开放水平等6个解释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持续和稳健的影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决定因素。城市规模、中部区位优势和初始经济条件等3个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此外,从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边际影响的程度来看,工业化推进速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最强,其次是消费能力变量和对外开放程度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