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通过分析施特劳斯对封闭社会与普遍社会的理解,阐明了他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现代性思想抛弃理性与自然正确,故不再认识到自由民主在现当代的合理性、正当性与普遍性;从而,当国家的强大有力成为衡量的最高甚至唯一标准,当民族神话或习传性道德粉饰下的专制暂时“辉煌”,人们很容易在看似危急之时抛弃自由而拥抱专制。本文表明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不是要照搬美德政制,而是欲借助古典政治哲学来恢复对政治事物的常识性理解,从而真正理解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将古典之原则间接曲折地运用于自由民主;其意图是为自由民主提供健康、坚实的道德和智识之根基。本文反驳了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的对施特劳斯思想的曲解和误用:以之为根据来反对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性。本文也揭示了施特劳斯所理解的文明之内涵以及政治自由在其中的重要意义。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简介:传统协商思想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对传统协商思想的融合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继承、内化到逐渐超越的渐进过程.其中,借鉴继承方面,主要体现为发掘传统文化中有重要价值的协商思想;内化吸收方面,主要体现为将传统协商思想与现代协商理论相统一;发展超越方面,则主要体现为对传统协商思想从多层面进行丰富和完善.
简介:冯契的哲学宗旨是“转识成智”,即从知识之学到智慧之学,具体说来就是“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本文拟以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和科学方法论革命为背景,从冯契对中国近代逻辑思想革命的总结和超越的角度,对冯契先生“化理论为方法”的辩证思维方法进行一些探讨。文章认为,金岳霖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在现在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而冯契的逻辑思想研究,既吸收了近代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已被普遍接受并已中国化了的西方逻辑和科学精神结果,又对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挖掘、发挥和继承。冯契对辩证逻辑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根据中外逻辑思想相结合而提出的“逻辑范畴体系”的构想——按照“类、故、理”三组范畴来安排逻辑范畴体系。
简介:在学术界畅行不衰的“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的.该“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迄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者用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亦包括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历史典籍来解读和印证考古发掘资料.例如: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的殉马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关于该墓墓主的认定便是借助了传世历史文献.伴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联合攻关,形成多重证据,是在新时代对“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通过对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及骨骼等的鉴定,不仅能识别这些殉马的马龄并发现体质的变化,甚至能够揭示出其品种来源和饲养方式及养马业的发展规模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这就得通过兽医学、生物学乃至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获得多重证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运用由“二重证据法”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就能够深入地揭示东周时期的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应该是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