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例介绍了MEGA2即历史上第二次启动的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纂工作和特征。作者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以及马克思研究工作方式的开放性,是MEGA2这一历史考证版力图展现的两个重点,这一全集版本将开启通向马克思与恩格斯及其浩瀚著作的新入口。文章主体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过程为例考察了马克思的工作方式,即他在研究写作中体现出的作为修改者和收集者的特征;第二部分以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编纂为例,介绍了这一历史考证版是如何展现马克思的工作方式,以及作者马克思和编者恩格斯之间差异的;第三部分介绍了目前网络空间里MEGA2的发布情况。(摘要为译者补充)
简介:作为整部《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传统注疏都关注于“学”字,而且以“记诵或诵习传统经典”来界定其内容。这一传统诠释路径遮蔽了“学而时习”的真意。其实,“学”作为“觉或悟”、“习”作为“行”,从注目于“行”本身的角度,“学而时习”的首要意蕴在于强调了人自身源初行动与对此行动之主体性觉悟的统一:一方面是不问断的行动中的觉悟,一方面是觉悟着的不间断的行动之展开。这一源初状态及其后续展开,具有一种不可诘问的源初肯定性,所以为深沉而内在的“悦”;后文朋友相与之外在的乐、一般他者不知的无动于衷(不愠),就是在一种递减的意义上昭示“学而时习”的这一奠基意义。如此,它奠定着整个《论语》哲学或孔子哲学的基石。
简介:孟学研究是近代西方儒学研究中长盛不衰的课题。数十年来,西方哲学界在这一领域所积累的资料已非常可观。其中安乐哲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的研究侧重于从中、西方文化价值背景的差异来看待中国哲学问题。在孟学研究中,他打破了传统的人性概念,将孟子之性置于一种动态过程中进行讨论,认为"性"是一种有赖于特定条件的文化产物,是个人通过文化修养所获得的成就。这种从文化学意义上来解释孟子之性的方法,有利于挖掘孟子人性论的文化价值,对进一步探讨孟学中的创生力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以安乐哲的孟学思想发展为主线进行研究,可以清晰认识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的人性论研究发展走向,也可以梳理近年来关于孟子人性论研究的学术成果。
简介: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因而其理论活动便不可避免的会具有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性质,同时,对于一种哲学来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双重功能,由于理论与实践关联的复杂性,很可能会在二者之间会出现不一致性。因此之故,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在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那里,有着特别典型的体现。就当时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一方面,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由于其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有效的用于掌握群众,从而不可弃绝之,但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决论的理论不仅从逻辑上使得改变世界的行动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还由于其抽象性、僵硬性而往往导致实践或行动的失败,因而又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但既然这两方面都为成功的政治实践之所所必须,则尽管两个方面难于兼容,但却必须使之并存。这似乎便是毛泽东具有两种哲学之缘由。推而广之,对于任何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的人来说,如果他既要正确地行动,同时又要掌握群众去行动,则其若要成功,必定需要两种哲学,一种用于掌握群众,另一种则用于正确地行动。这样,这种两种哲学的视野便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去分析任何政治实践中的不同理论倾向及其间的张力问题。进而,对于一个行动着的理论家或者说对于一个需要理论指导和凝聚人心的政治集团来说,分别适应于正确行动和掌握群众的两种哲学的并存也表明,要想掌握群众,或许用一种理论上彻底的外来哲学理论便可,但要想成功地行动,或者说发展一种能够成功的行动的哲学,却必得借助于传统思维方式方有可能奏效。
简介:<正>以前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执教,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约翰·科阿曾这样告诫他的学生和客户:“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由权力社会向知识社会、由等级社会向网络社会、由喝脱脂奶的社会向喝2%脱脂奶社会转变的时代,你必须毫不怜惜地抛弃各种妨碍创造性的因素:标准的运作程序、礼仪、行为准则、限制性的品牌形象和对以往成功满怀崇敬的记忆”.事实上,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革命已向人们展示了比以往更丰富、更广泛的生活空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加速了社会文明的进程,使我们不得不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生存境遇之中.全新的生存境遇需要全新的生存战略来应付,这是“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最基本的挑战.
简介: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