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代社会通常被说成是合理社会．但作为这种说法之核心的“社会合理性”（socialrationality）概念，值得作进一步澄清。社会合理性是不能够以科学方法的理想化形象作为模式来理解的。科学和社会两者都不符合这种图景。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技术统治论的那些诉诸科学之社会幻影的论证，却总是使批判沉默无语。有必要提出一条新的批判策略，它能够对理性之抵制本身进行理性的批判。与那些把现代人工制品、系统和组织理解为是理性确定程度不足（rationallyunderdetermined）的策略相比。对理性的浪漫主义拒绝被证明是不那么有效的。前者首次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用到“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但他依然能够在讨论工作日长度的时候，在面对某种非常像社会合理性的东西的时候，避开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随后以一种富有启发但又模棱两可的方式将浪漫主义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混合起来。在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中．“不充分确定”的概念重新出现，并在哲学和社会学上得到清楚而详细的阐释。但是在这过程中，批判的力度却有些弱化。技术批判理论尝试恢复原初的批判力量，并把它的进路推广到社会合理性的三种主要形式。

简介：一、会议概况2014年9月10日到1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和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莱布尼兹研究所、科学哲学与伦理中心发起创办,汉诺威大学哲学系、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马格德堡大学哲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共同主办,

简介：科学哲学自逻辑经验主义奠定以来,就一直跟随着时代的脚步“起承转合”。20世纪70年代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理念一炮打响,给科学哲学的研究增添了历史的维度;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以及哈金的《表征与干预》的出版,科学哲学的“理论优位”的理念受到了挑战,自此开始关注经验,并以此为基点重新审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今天,当引力波已经被探测到,当“阿尔法狗”已经连续将李世石和柯洁挑落马下,试问我们该如何理解科学、技术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围绕上述问题,2017年6月11至14日,“第六届中德科学技术哲学论坛”在德国达姆施坦特工业大学哲学系举办。

简介：2013年9月22-26日，由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德国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德（欧）科学技术哲学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此前，第一届论坛于2011年12月在德国汉诺威大学召开，第二届论坛于2012年10月9日至12日在上海社科院举行。中德（欧）科技哲学论坛的举办，旨在推动中国与德国乃至欧洲的科学技术哲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并以此为契机，寻求进一步开展更深入的合作研究之可能。

简介：2010年9月11至12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上海大学及东北大学主办,上海市科协、上海社会科学院协办,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大学STS研究中心及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第十三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年会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

简介：2012年10月9日到10日,＂第二届中德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本部举行,此次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特色学科、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以及德国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科学哲学与伦理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简介：

简介：当我们穿行在现代文明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必餐风饮露、不必刀耕火种、不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离开手机、网络、微信我们却不能活。显然,我们变了!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但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那些正在使用技术的人——我们不单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我们更是被各种技术附着了的＂技术人＂。那么,技术是如何改造人的,经过技术的洗礼人变成了什么样？围绕＂人去哪了？!——技术时代的主体与客体＂这一主题,2014年12月18日,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