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通过分析闪电定位所取得的2007-2009年的浙江省地闪资料,初步研究其地闪特征.地闪中绝大多数是负闪,其平均强度为33.2kA,地闪出现最多的强度范围是20-40kA.地闪活动具有明显的日变化,总体呈单峰形式,总地闪频次峰值和负闪频次峰值出现时段都在14:00-16:00,而正闪频次落后于总地闪和负闪峰值2—4小时,23:00至次日11:00平均地闪频次每小时20次以下.地闪的月变化也呈单峰型分布,其中1月份、12月份地闪极其稀少,主要集中在6—8月份,以8月份为最多,正闪和负闪的各月变化与地闪总数的各月变化一致.全省地闪密度集中区位于山脉的夏季风的迎风坡一侧.全省的地闪密度分布和同期雷暴日分布不一致,表明在评价雷电活动中仅用雷暴日有一定的局限性.
简介:福建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是周边居民进行生产活动的重要场所,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海产品资源.同时,当地居民在湿地上从事的各种生产活动对湿地的理化性质及生物多样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了解保护区湿地上人类活动规律,运用走访调查和定时、定点调查的方法,对湿地上人类活动规律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保护区内湿地上的人类活动可以划分为红树林下捡拾海产品活动类型、夫妻船讨小海活动类型、公有河道捡拾海产品活动类型和滩涂养殖活动类型4种.其中第4种类型在1a周期中又可以划分为除草、整地、施药消毒、再整地和养殖收获5个阶段.夫妻船讨小海人类活动的人数最多时为80人/d,最少时为16人/d,平均为50.4人/d;密度最大为7.5人/km^2,最小为1.5人/km^2,平均为4.8人/km^2.公有河道捡拾海产品活动的人数最多时为62人/d,一般情况下较少,从几人到几十人不等,2005年12月中旬至2006年的4月初,该类活动基本停止,之后呈逐渐增加趋势.滩涂养殖的再整地阶段,人类活动的人数约为70人/d,密度为10人/km^2;2005年10月下旬以后的蛏(Sinonovaculaconstricta)苗养殖阶段,人类活动的人数约为60人/d,平均密度约为10人/km^2;整个11月份期间,与养殖有关的人类活动基本停止,养殖户在自家承包的滩涂上进行一些捡拾海产品的活动,但人数较少,最多时为55人/d,一般为10多人/d,密度为10~20人/km^2;进入12月份后的收获季节,人类在滩涂上活动的人数及其密度急剧增加,为100多人/d到500多人/d不等,平均密度为44人/km^2.在收获季节,人类活动的人数及其密度与有无商人收购蛏产品以及蛏的生长情况有关.总的来看,保护区湿地上人类活动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从2005年10月中旬至11月底;第2阶段始于12月初,止于2006年1月底;第3阶段为2006年2月初至4月底.第1
简介:由人类活动产生的氮排放是影响河流氮通量输出的关键,本研究基于人类活动净氮输入模型和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SWAT),计算了山美水库流域2001—2010年人为氮排放强度,模拟估算了同期的河流氮通量,对山美水库河流氮输出与人类活动净氮输入(NANI)之间的响应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0年间,山美水库流域年均人类活动净氮输入强度为11023kgN·km^-2,其中氮肥施用量占NANI总量的60%,是NANI的主要来源;河流氮通量的年际变化特征深受河流年径流变化影响,与NANI并无显著相关;NANI、滞留氮库以及自然背景源对流域河流氮输出总量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2%、44%和4%,包括NANI和滞留氮库在内的人为氮输入是影响山美水库流域河流氮通量输出的关键因素。
简介:近年来,在中国滨海地区,大规模围填海活动导致滨海湿地持续减损,湿地生物栖息地的丧失和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严重削弱了滨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为了定量分析围填海活动对中国滨海湿地的影响,以辽河三角洲、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滨海湿地为例,利用湿地遥感分类数据,通过建立滨海湿地生态地理单元,比较了1990年和2008年两个时期四大三角洲滨海湿地的状况,定量评估了围填海活动对中国滨海湿地影响的区域和类型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1990年时相比,至2008年,无论是中国滨海湿地整体还是四大三角洲局域尺度,围填海活动都是滨海湿地减损的重要驱动力,尤其体现在对北方滨海潮间滩涂和南方红树林等类型滨海湿地的大面积侵占,威胁到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最关键的生境类型和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区域。在四大三角洲,围填海区域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致性和差异性,表现在4种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所占面积比例排序具有一致性,即水产养殖用地面积所占比例最大,农田次之,其后是工业建筑、港口建筑;以及在四大三角洲中4种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所占面积比例的差异性,即黄河三角洲的水产养殖用地面积相对最大,长江三角洲的其他3种土地利用类型所占面积相对最大。为了避免围填海活动对滨海湿地的进一步破坏,在确定保护和修复优先区域的基础上,应该着手强化滨海潮间滩涂和盐沼等关键生境类型的保护、修复和生态补偿模式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工作。
简介:春节前夕,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部长陆昊和部领导库热西、凌月明、王广华、赵龙、罗志军、钟自然、王宏、张建龙、王春峰,总规划师庄少勤分别看望慰问了老领导姜大明、曹卫星、王世元、赵凤桐、严之尧,离退休老领导孙文盛、李青、夏国治、严宏谟、张文驹、蒋承耘、邹玉川、金祥文、董道华、陈洲其、负小苏、寿嘉华、张登义、徐德明、汪民、王寿祥、王曙光、陈邦柱、孟宪来、张少农、孙志辉、胡存智,在京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其韩、肖序常、李廷栋、任纪舜、杨经绥、侯增谦、巢纪平、袁道先、高锐、陈俊勇,在京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陈毓川、裴荣富、赵文津、蒋兴伟、毛景文,在京统战人士卜鼎顺、李超龄,全国劳模刘先林院士,原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遗孀张刚,以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有关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衷心祝愿他们新春愉快、幸福安康。
简介: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对城市湿地造成空前的压力,在短期内以人类活动干扰为主要特征;强度各异、来源多样的干扰对以城市湿地为载体的候鸟生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影响着候鸟的越冬生境质量,进而影响了候鸟的种群变化。其中,量化人类活动干扰的强度与其对候鸟生境格局的影响是生物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纳帕海湿地(Ramsar湿地)是黑颈鹤(Grusnigricollis)中部种群的主要越冬地,然而日趋严重的人类活动干扰已经影响了黑颈鹤种群的越冬生境质量,因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在研究区内,根据黑颈鹤的可利用景观,识别黑颈鹤的潜在生境,结合2010~2015年期间对人类活动干扰源的多次实地调查资料,将影响黑颈鹤生境的主要干扰源进行分类,确定其强度和干扰范围,从而确定2010~2015年期间黑颈鹤实际生境格局及复合干扰位置、强度和范围。研究结果表明,黑颈鹤越冬种群稳定期和迁离期实际生境分别仅占两时期潜在生境的48.9%和38.3%,人类活动干扰是造成黑颈鹤实际生境和潜在生境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低复合强度干扰的影响面积在稳定期和迁离期都接近总干扰面积的90%,所以,低复合强度干扰是黑颈鹤生境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控制低复合强度干扰,可以快速、有效地起到保护和恢复黑颈鹤生境的目的。
简介:水库下游的河隧道的进化是是的一个复杂过程仔细,与水库和隧道的运作的模式有关,边界调节。众多的研究在下游的水库的河的过程上被执行了。然而,仅仅他们的一些集中了于在流量沉积条件和隧道模式指示物之间的关系。另外,在河的过程上训练工作的河的影响很少被处理。在这份报纸,包括Tiexie-Yiluo河嘴活动范围,Huayuankou-Heigangkou活动范围和Jiahetan-Gaocun活动范围,在更低的黄河的三节的进化过程在在1960和2015之间的隧道边界线和主流为变化被分析。象蜿蜒,主流的漫步范围和宽度/深度比率那样的隧道模式指示物基于黄河管理委员会的水文学部门获得的地大小被分析。在隧道进化上训练工作的河的效果然后被描述。自从1960,众多的中型、大尺寸的水库在黄河上被造了,包括Longyangxia水库,Liujiaxia水库和Xiaolangdi水库。这些水库扣押流量从在上游并且保留沉积,它在下游的活动范围改变流量和沉积条件。作为后果,泛滥的年度流量和频率和山峰都减少了。作为结果,河隧道上的流动动力学和他们的行动也被减少,它改变河功课的动态状态。用单个参数辨别规则和漫步的度在活动范围被削弱的辨别方程表演获得的辨别结果学习了。在隧道模式指示物的变化证明蜿蜒增加,漫步的范围在水的全部的年度体积与减小减少。然而,漫步的度有小关系到沉积集中。另外,河训练工作在控制河功课起一个重要作用。由于训练工作的河里的改进,河功课在一样的流量和沉积条件下面变得更稳定。考虑训练工作的河的影响的一条新辨别规则被建议。辨别结果被发现与实际的河模式适合很好,它证明辨别规则对更低的黄河适用。结果证明流量和沉积条件是在河功课的进化的最重要的因素。训练工作的河同时限制了主流的漫步的
简介:以1976年、1985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5年的LandsatMSS/TM/OLI影像为数据源,结合地形图及野外验证点信息,采用面向对象的遥感影像分类方法,提取黄河三角洲滨海地区人类干扰活动用地信息;利用人类干扰活动用地类型转移矩阵、人类干扰强度指数和景观质心模型等方法,分析6个时期研究区不同人类干扰活动用地的变化速度、转移类型与强度及时空演变等特征,并探讨研究区主要人类干扰活动用地的环境影响。结果表明,1976-2015年期间,黄河三角洲滨海地区渔业与养殖业、盐业和居工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农业用地面积减少,天然生态用地和围而未用地面积减少且波动变化;生态用地和农业用地被大量侵占为渔业与养殖业、盐业及居工建设用地,面积减少的生态用地、农业用地和围而未利用地主要转变为强度系数较高的盐业和居工建设用地,导致研究区人类干扰强度显著增加;渔业与养殖业和居工建设用地的增长极位于东营市和垦利区,农业用地空间格局变化没有明显的消长极,盐业用地的增长极位于寿光市,生态用地的消长极位于垦利区,围而未用地的消长极位于垦利区和昌邑市;受输沙量与径流量等自然因素影响,黄河三角洲湿地萎缩,生态用地面积减少;在水产养殖、围海晒盐和建设用地面积持续扩大的人类活动影响下,研究区人类干扰强度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