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1939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曾数次独立举行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这两项祭礼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帝王陵寝祭礼,而是被设计成象征威权体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代政治仪式。经过数年延续,二者成为新的革命礼仪传统。其所展示的操演策略与社会动员技术主要模仿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仪式。在对黄帝、成吉思汗的符号建构与仪式象征的运用上,边区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存在竞争态势,其实质在于两党政权正当性的冲突与对抗。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弈局中,边区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礼有力增进了蒙古族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感,而黄帝祭礼则生动展演了中共的民族主义策略与威权政治体制。这两种祭礼的运用,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共在局部执政时对政治进行仪式化运作的机制与效能。
简介: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宣传斗争。国共两党的宣传斗争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1937~1938年,国民党利用统战工作中的优势地位,对边区进行宣传进攻,而中共受"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导致应对缺失;1939~1940年,国民党继续内外夹击,但中共随着六届六中全会后对统战政策的修正,着重从教育领域内进行反击;1941~1943年,由于双重政权的结束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国民党在边区影响趋于弱化,中共对国民党的宣传开始全面清除;1944~1945年,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为了缓解国际国内的压力,国民党再次放开了对边区的封锁,也试图在宣传上重新进入边区,对此中共则毫不妥协。
简介:1944年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来延安的中外记者眼中,边区农村是忙而有序的社会:村选的进行是保证乡村发展中民众意见的体现,以树立先进分子典型为主的民众动员,显示出乡村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变工队和合作社不仅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在组织过程中改造了传统农村经济,形成中共未来经济模式的雏形。以秧歌为代表的乡村艺术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又实现了政治动员与时事教育的相结合;形式多样的乡村教育更是满足了边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记者们的眼中,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发展代表着中国新式发展模式。
简介:基于抗战初期华北敌后晋察冀军区的成立、边区的开辟及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作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决策,这一决策始于聂荣臻1937年11月8日的建议;筹建边区政府的组织称谓,不是称"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处",而是称"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不是1938年1月11日至15日,而是1938年1月10日至15日;与会代表人数,不是146人,也不是148人,而是各县代表145人,筹备委员4人,共149人;边区政府成立时的辖区范围,不是军区成立时的36个县,也不可能建立晋东北、冀西、冀中3个政治主任公署,而是从平汉路西扩展到了冀中平原,达40余个县;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边区行政委员会,并制定了正确的施政方针和政策,这"两大建树"创造了高举抗日与民主的大旗与运用合法性策略开展工作完美结合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