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贤良治国是一切良好政治的根本。我国历朝都非常重视选拔贤良的制度建设，确立了荐举和科举并行的选贤体制。在数千年的政治法律实践中，荐举已发展成为一套相当完备的任官法律制度。

简介：一、引言家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1]从家出发,古代中国构造出伦理本位的社会。瞿同祖先生论述到:我们可以说家族实为政治、法律的单位,政治、法律组织只是这些单位的组合而已。这是家族本位政治法律理论的基础,也是齐家治国一套理论的基础,每一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

简介：有皇帝，就有祥瑞。如果赶上皇帝不自信，又急于证明点什么，祥瑞就更多。据说，有了祥瑞，就证明当下是盛世，既然是盛世，君主也就是明君了。所谓的祥瑞，说白了，就是一些非常之物，像龙啊，凤啊，麒麟啊什么的，长得奇怪的龟和白老虎凑合着也算，所谓五灵是也。

简介：一访李昌镐:仿佛遇到了一块古化石李昌镐显然是围棋史上的一个空前奇迹。借用马晓春的一次脱口而出的评论:“李昌镐一万年才出一个。”我听韩国棋院的朋友讲过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李昌镐对胜负的敏锐和计算,能达到二十四分之一目的精确度!

简介：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在逝世前夕，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篇杂文。文中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迅先生对章太炎辛亥革命后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章太炎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确实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引人注目的一章。

简介：“帝制农商社会”是从中国历史作为主体而不是作为相对于西方的比较对象角度，对明清时期国家、社会、文化总体形态的一种概括。这是一种在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框架内展开的以农业、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商业化程度日益增强的社会，其最基本特征是，帝制——官僚——郡县体制与农商混合经济达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共生态。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覆盖广袤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来保持基本社会平衡和持续性，具有独特的性征和演进倾向，应该被看作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对其生成的轨迹的梳理有助于重新解读秦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对其遗产的考察则有益于把握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渊源。

简介：北洋罪魁袁世凯在位期间,为了毁灭窃国愚民,开历史倒车的罪证,曾两次进行了焚毁帝制档案的活动。第一次是在1915年12月21日,即在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颁布“洪宪”年号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进行的。原来在称帝前,他为了黄梁美梦的早日实现,一方面陆续设置筹备帝制的御用机构;另一方面集中权力,指使心腹,假借民意,秘密通电各省代表,组织请愿,发函电,里递“推戴书”。1914年

简介：张星久在《广州大学学报》第2期撰文指出，帝制中国的廉政监察制度实为两种“公”的价值或目标的混合体。其价值预设或目标，一是君主及其王朝利益之“公”，一是“民本”和民族共同体利益之“公”。

简介：明清时期商业总体趋于发达,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体制的重要基础,其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皆为社会体制与文化所承认。帝制体系在明清商业发展中逐渐调适,由一定程度的限制,转为放任,甚至鼓励,直到实现与商业繁荣之间相互需求、支撑的结构,国家参与商业的程度也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间的基本契合,提供了明清商业一定程度发展的条件,扩展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也强化了帝制体制的经济基础。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与帝制体系交融,呈现为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体系控制范围,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明清商业与帝制体制契合发展的复杂局面,与一般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虽有若干相似处,但总体上并未进入同一社会演变轨道。

简介：保存于民间的民国时期地契是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宝贵资料。本文介绍和分析了民国初年的两张有“洪宪”年号的地契，认为其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袁世凯称帝以及皇帝梦破灭的史实，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缩影，具有一定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简介：梁士　，北洋军阀时期旧交通系的首领，他在袁世凯“洪宪帝制”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袁世凯身边的“大红人”。最终成为“洪宪帝制”的罪魁之一，成为历史的罪人。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被迫请出袁世凯来安定政局。不久袁便派人秘密通知梁士　为其工作。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了临时大总统。梁士　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受袁信任，参与机密，为袁氏出谋划策，时有“二总统”称号，并步入其鼎盛时期的政治生涯。当时，梁士诒一手策划了清帝逊位。清帝逊位后，他及其同伙又按照袁的旨意进行新的策划，使袁由临时大总统变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一心要作正式总统。但是《临时约

简介：公使觐见清帝的制度是近代中西外交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然而，由于清统治者的愚昧及其它原因，此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建立。直到１９世纪末，它才随着政治、外交、观念等因素的变化而最终确立起来

简介：为了解作为现代化之展开背景的前近代时期中国的民事法秩序以及此种秩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帝制中国晚期民事法律关系的演变、民间纠纷的产生与解决机制之类的问题近些年来成为法律史和社会史学者思考的重要课题之一,并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比如,朱勇对清代宗族法和梁治平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就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清代民间法的形态、功能和性质的认识;张晋藩的总括性论述使我们对清代民法的概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郑秦对清代司法制度和吴吉远对清代地方政府司法职能的研究尽管是从国家法律制度的角度着眼,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清代的司法体制以及地方官府对民间纠纷的态度、处理原则和方式。①日本学术界对明清时期

简介：曾经的帝制骨干，转变为爱国勇士杨度，字皙子，1874年生于湖南湘潭，从懂事时即人私塾学习，聪明伶俐，学习优秀。1902年杨度自费去日本留学，为了筹办《游学译编》获得经费支持而回国。次年获朝廷保送再度赴日留学，专攻各国宪法与政体学。1907年奉清政府特召回国，替代清末出国考查宪政的五大臣撰写两篇奏文——《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并因此当上清末宪政编查馆的提调官，四品顶戴花翎。1908年，慈禧和光绪先后去世，杨度随即丢官。

简介：袁世凯帝制时期，从蒙自走出的文臣武将显赫一时。新疆的杨增新、杨飞霞，广东的龙济光、龙觐光兄弟，还有直隶的朱家宝等人，均深受袁世凯器重。袁世凯以爵禄权位，竭力笼络这些蒙自人。在《洪宪封爵题名》的130人中，以籍贯而言，蒙自人，无论以县一级还是以道一级计算，人数均为最多的，分别为4人和7人；以爵位而言，最高的一等公是以龙济光领衔（后更加封为郡王）。袁世凯亟盼蒙自人能够支持其帝制自为，并派龙觐光率军攻取蒙自道以断绝护国军后路。但事与愿违，龙军在广西、蒙自均遭失败，被迫加入护国军阵营。至此，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

简介：辛亥革命结束后,中国政制开启了“走出帝制”的历史序幕,尽管道路反复曲折,新旧法统的争执依然延续以西为师”还是“中体西用”,并未达成共识,但是,至少在形式上,“走出帝制”已成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共识。《民国政制史》就是这段历史先声的在场记录,是对发生在这一重大历史关节点上的政制实践的忠实记载,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民国政制史》是一部详细介绍和叙述1911年至1936年间民国政治制度设置和沿革的重要著作,主要内容由中央制度、省制、县制、市制四编及附录构成。本书由钱端升担任主编,萨师炯、郭登皞、杨鸿年、吕恩莱、林琼光、冯震等当时中央大学法学院行政研究室的同事协力完成。

简介：西嶋定生是著名的东洋史学家,东京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与京都学派的谷川道雄都是学界巨擘。一个研究秦汉史,一个研究中古史,基本的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观,然而都没有局限于教条,开出了一条自己的新路。西嶋先生早期囿于历史分期的讨论,有着教条化的倾向,但在与京都学派的论战中,不断修正,开始着力于战国以讫,秦汉大一统帝国的构建,帝国权力与一般民众的关系的讨论,帝国与四夷所结合产生的东亚世界,以及背后作为理论支撑的儒教国教化的问题。主要观点见于《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等一系列论文、专著。它的基本观点最后都被汇集于《白话秦汉史》,〔U该书深入浅出,使人得以一窥先生学术的大概,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简介：在罗马从共和向帝制的转型过程中，罗马妇女发起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争取女性权利和妇女解放的运动，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学者们对这次运动的内容和表现缺乏系统的研究，在如何评价上也存在分歧。本文基于这一时期的有关史料，对这次运动的表现、动因以及对该运动如何评价作一个概要的描述和初步的分析。

简介：不知是成熟还是圆滑,我的行文开始倾向于"低调"。用量词来打个比方,如果我的思想与情感已上升到90度,用来表达这思想与情感的语言,我选择80度。我在阅读白盾先生的《历史的磨道——论中华帝制》(以下简称《磨道》)的过程中,经常想到一个词是"伟大",但当我写这篇评论时决定采用"杰作"。是不是"伟大",我把这个问题推给了读者。1我在担任一个出版社的头儿的时候就收到了这部著作的稿本。依我当时对这部书稿的认识,我竭力想将它推出,正式出版。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成功。我感到了痛苦。确实,一本书并非因为好就能出版,也许

简介：《清帝退位诏书》对于共和政府的诞生具有重大的法理意义，它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起构成民国建国的基本宪法文件。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不只是一场暴力革命，还具有“光荣革命”的性质，在大清王朝和中华民国之间存在一种历史连续性。中华民国的成立是南北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的积极意义非常明显：它结束了南北对抗状态，有利于政权的和平过渡；《清帝退位诏书》中有关“五族共和”的宣示客观上发挥了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有利于民国政府抵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活动。但妥协性意味着革命的“不彻底性”，民初时期的宪政争衡表明，中国的“光荣革命”引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后遗症，中国最终不得已走上更为激烈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