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代以来“西南”的区域重构,在区域合作战略主导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清末民初,“西南”区域认识是建立在流域分区强调横向(东西向)联系基础上,体现了贯通“三沿”(沿边、沿海、沿江)地带的自然诉求.民国初年,西南六省(川湘粤滇黔桂)一系列的区域政治合作则是其明确体现.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抗战大后方战略主导下的国防地理分区,体现了由横向(东西向)的流域分区向强调高地防御的纵向(南北向)地形分区的转变.1949年后的西南大行政区设置也是国防区划思维的体现.然而,改革开放后,这一“国防第一、经济第二”的区划思维及其实践阻碍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协调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经济区的不断调整,尤其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战略的提出,则可以看作西南区划思路的回归,是对贯通三沿(沿海、沿边、沿江)地带的区域合作常态的自觉尊重.
简介:微区域是全球化、新区域主义与跨境联系综合作用的产物,建构了以次国家层次为基本单元、以跨境联系为基础的区域互动新层次.本文通过剖解区域层次构成,厘清了微区域与区域、次区域等的关系,并将微区域主义区分为跨境经济合作与跨境安全合作两大维度.指出,当前重跨境经济合作、轻跨境安全合作的现状会致使经济合作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其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进而会导致跨境经济合作与跨境安全负相关.东盟“增长三角”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区域自主与国家安全是“增长三角”产生的安全诱因;综合安全与伙伴关系是“增长三角”发展的主要安全推力;而开放治理与“搭便车”可能成为“增长三角”深化的潜在安全阻力.
简介:摘要近年来,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各国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加剧了能源供需之间的不平衡,使得能源资源问题成了国家之间经济、政治的重要博弈点。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时应抓住机遇,通过加强与大国的沟通合作、优化战略布局和推进“大周边外交”等策略,破解“能资”合作难题,促进“能资”合作的有效开展,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能源资源基础。
简介: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沿线国家与国际社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到行动,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既有联系、也有差别。从总体上看,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可视为规则主导型。以自由贸易区为例,参与者首先要通过谈判就合作的内容、方式、争端解决机制等制定规则,甚至对哪些国家有资格参加谈判也要制定规则;各方就规则达成一致后才步入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实施阶段。“一带一路”建设没有采用这种合作机制,而是立足于实现沿线各国共同发展,是一种发展导向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