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6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解释》共计22个条文。现就《解释》条文的文义、目的及适用进行逐一解读。

简介：2014年的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了几类新判决类型，但在此之前已经有司法解释将这几种判决类型写入，为新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行政诉讼法典与司法解释规定不同的判决类型，这种二元的判决类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国家有名之诉与无名之诉的划分，以司法能动主义来保障公民诉权，这种做法在古罗马的裁判官法中也有所体现。新行政诉讼法虽然完善了判决类型体系，但仍不能排斥司法解释在今后发挥的作用。

简介：2016年12月26日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进一步明确,对有效打击犯罪、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解释也存在一定瑕疵：行为犯与结果犯并行模式缺乏上位法依据;混淆了污染环境罪与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有类推适用之嫌。立法或司法上应尽快予以澄清与释明,以便更好地发挥打击犯罪、保护环境的效用。

简介：2016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中＂两年内多次诈骗＂的多次应理解为两次以上,对于多次的认定无需深究;诈骗特定对象的从重处罚情节不要求行为人明知;诈骗罪应以失控说为既遂标准;利用伪基站、黑广播等设施实施诈骗,视情况以危害公用电信设施罪、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或诈骗罪定罪处罚;帮助转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是否构成共犯应以双方既遂前是否知晓彼此存在为准,此主要针对于与实施者存在合作关系的职业销赃者;共犯参与期间中的＂着手＂应理解为参与实施具体的诈骗犯罪活动,而不是着手实施诈骗犯罪的实行行为。

简介：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合同在经济活动中被使用的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买卖合同甚嚣尘上。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由于商品房价格疯涨不合理的现象的存在，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往往为了自身利益引起的纠纷比比皆是。最高人民法院为避免法官司法裁判中由于认知的不同引起矛盾,于2015年实施的《民间借贷规定》第24条第1款明确指出了对此类案件以借贷关系进行处理。本文通过从法理以及司法实践的角度阐述该类案件的分歧,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展开对这一非典型物权担保的探讨,进而分析论证借贷关系的本质内容。

简介：2016年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数额作了比较大的调整。但是其有关数额的规定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有关数额的规定轻重失衡,尤其是与其他财产犯罪相比,提升幅度过大;二是数额的规定与情节的规定不协调;三是有关数额的规定顾此失彼;四是有关数额的规定指向不明;五是有关数额的规定繁琐无据。故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司法解释需要进一步完善。

简介：婚姻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自公布以来，各方一直对此争吵不休，持肯定态度的一方认为此举有效的维护了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了社会秩序，持否定一方观点的则认为该条款该条规定与婚姻法精神相悖，过分保护债权人利益，损害了未举债配偶一方利益，失去了法律的公正。

简介：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呈现高发态势。然而，我国刑法对此类犯罪存在较多模糊性、概括性表述，导致入罪门槛不清晰、量刑标准不明确、信息数量认定难、自由裁量不当，掣肘司法人员准确适用法律。《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实践中的争议问题、统一了刑罚的适用标准，为精准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奠定了法律基础。为此，有必要结合办案实践，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的法律适用要义作重点分析，如公民个人信息分类制度、信息累计计算规则、直接认定规则、适用时效、合法经营的出入罪标准等，从而为准确适用本罪提供参考。

简介：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使得债权人起诉未履行义务的发起人股东时，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发起人承担附追索权的连带责任。这一规定自颁布以来饱受批评，许多学者认为此规定有违有限责任这一现代公司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过于严苛的无过错连带责任加大发起人所承担的风险会使得发起人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失衡，进而打击发起人创业的积极性，有违商法促进商事活动交易的基本目的。笔者则认为十三条第三款看似确有不合理之处，但是结合目前我国国情与社会发展，加之其他配套制度的建设不完善之考虑，具有现实性与必性。但是只是临时性的替代措施，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对于现行制度的改进建议笔者认为，发起人连带责任之矛盾根源在于资本制度改革过于激进股东出资制度安排不完善背景下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的缺失，不得以才规定过于严苛的发起人连带责任制度。而从根本上解决此矛盾困境不在于某些文章指出的细化公司类型和设立阶段不同情况的规定以及连带责任的主观过错认定等方面。只有完善股东出资的相关法律制度，具体措施包括完善信息披露公开公示制度、建立催缴制度等安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制度困境。

简介：由于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在公司纠纷中占有较大比重，学界和实务界对此给予了更多的关注。2016年12月5日最高法院原则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在《公司法》第71条的基础上，

简介：区分夫妻财产制契约、夫妻一般财产约定和夫妻间赠与是认定夫妻间赠与中赠与人是否享有撤销权的前提。夫妻间赠与行为具有无偿性但不具有身份附随性。夫妻间赠与行为统一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夫妻间赠与中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合乎赠与合同的本质属性,合乎婚姻家庭法的伦理内涵和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和和谐性。在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与赠与人近亲属的人身权利和严重侵犯赠与人的财产权利或者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法定的夫妻扶养义务而不履行或者受赠人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形下,赠与人有权利行使法定撤销权。

简介：2017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并于6月1日正式实施。本文拟对《解释》的重要内容进行解读,分析其对相关产业和机构的影响,并从实际情况出发,探讨信用卡业务在《解释》出台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简介：《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适用基础为《婚姻法》第41条,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各自有着适用范围。其存在是为遏制“假离婚逃避债务”的行为,但容易引发夫妻单方恶意举债或虚构债务侵犯另一方的权益。为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需立法予以原则性规定,并引入家事代理权制度,确立重大债务由夫妻双方签字生效制度等,寻求保护债权人与举债方配偶利益平衡的方式。

简介：行为人在未成年时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后又盗窃的,应适用＂数额减半＂的入罪标准,并不受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累犯制度的影响。为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除在对其＂减半入罪＂后不得再对＂曾因盗窃受刑＂的情节作量刑评价外,司法机关完全可以根据其具体犯罪情节依法作出从轻、减轻、甚至免予刑事处罚的决定。相应地,前后两罪均为成年人时,＂曾因盗窃受刑＂兼有定罪与量刑情节功能,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简介：买卖合同担保民间借贷合同已渐趋常态,《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明确要求此类案件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企图定分止争。但该条款对买卖合同性质的留白性处理,又引起了新的一轮学术争论。意思表示解释规则下,第24条的适用前提以房屋买卖合同的担保功能为核心。据此,房屋买卖合同可分担保型房屋买卖合同与非担保型房屋买卖合同,分别对应房屋买卖合同具有担保功能以及无担保功能之情形。针对担保型房屋买卖合同,以代物清偿之预约进行规制,并赋予债权人以生效判决执行方式的选择权;同时,将非担保型房屋买卖合同纳入附条件买卖合同,以体现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之尊重。

简介：我国《公司法》赋予了公司股东知情权,其主要是指股东有权查阅公司档案资料,以此作为股东投资权益的重要保障。但在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会触及公司的商业秘密,尤其是公司财务工作的核心——会计记账的原始凭证或者记账凭证等,股东是否有权就此行使查阅权,股东知情权的对象是否需要得到一定的限制,在保障股东充分行使知情权的情况下,如何权衡对公司商业秘密的保护。对此,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又是如何规定的,本文即就此展开论述。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重大修改,引入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最新的司法解释具体化了这一标准.从规范法学的角度对有关情节的适用加以考查,存在着情节标准中的数额问题、标准竞合下的情节适用问题以及数罪并罚下的情节适用问题等争议问题.对于情节标准中的数额问题,应当坚持罪刑相适应的基本要求,将特定“情节”的数额因素比照“数额”标准加以考量.对于标准竞合下的情节适用问题,应当以数额为基准,并辅以“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加以处理.对于数罪并罚下的情节适用问题,应当贯彻充分评价与禁止重复评价之原则,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

简介：《贪贿解释》对贪污罪依情节定罪量刑标准中的情节作出的具体规定存在一定问题。把行为人犯罪后的认罪态度作为定罪以及加重处罚的决定因素,为反腐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规定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之一,不仅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还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的法理。对此,应当建立关于贪污罪的刑事再犯制度。

简介：社会学解释方法着重于对社会效果的预测和社会目的的衡量，可谓法律“进化的棱镜”。由于法院所履行的司法权能存在差异，因此社会学解释方法在司法中的运用表现为值得区分的两个方法层面，即作为普通法律的解释方法的社会学解释与作为宪法解释方法的社会学解释。在内容与性质上，社会学解释方法司法运用的实体理由可厘定为法规范在社会中的新含义、解释结论良好的社会效应和实现新的社会福利三种形态。就转型中国的司法治理而言，社会学解释方法的运用对案件裁判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操作必须处于必要的界限之内，且应将法律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作为可追求的最大社会福利。

简介：根据我国刑法,“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判断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提。为了明确“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含义,侵犯个人信息刑事案件法律适用司法解释第2条将部门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一并纳入其中,该司法解释的这一扩张性规定虽然契合了惩治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现实需要,却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为此,应当对该司法解释第2条的内容作限缩解释,即“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仅限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部门规章只有在对法律、行政法规中的规定予以明确、细化的情况下,才能与法律、行政法规一起作为判断行为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