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二战以后,美国一直掌握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霸权,塑造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式并从学理层面论证其霸权合法性。冷战结束以后,出于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国际政治现实的挑战,国际关系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态势,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议题、理论流派等方面与美国展开了积极的话语权竞争,成就了“欧洲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国的话语霸权。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与地缘政治重心的东移,国际关系研究的亚洲意识也逐渐觉醒,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性建设已初见成效,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有所提升。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话语权建设上存在诸多不足,应进一步强化学科内涵建设,推动理论创新;寻找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突破口,挖掘新的研究支点;拓展话语平台,为外交话语体系提供学术支撑。只有制定正确的话语权战略并付诸实施,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竞争力。
简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内含。无论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和借鉴,还是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都要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为基础,确保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
简介:国际关系理论是学科的思想积淀和知识根基,其研究状况直接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发展面貌和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实力和地位显著提升等外部力量推动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对理论创新的需求和呼声愈发强烈。最近几年,中国学者构建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那么,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研究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出现过哪些重大理论争鸣?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哪些新进展?存在着哪些缺陷和不足?如何看待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主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马骦专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刘丰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和东亚国际关系,专著《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译著《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没有应答的威胁》《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等。
简介: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大讨论缺乏科学哲学的指引,陷入观点之争,形不成共识。诸多观点差异的根本分歧在于国际关系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自然主义者坚持社会世界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的普遍性。反自然主义者则坚持社会世界的人文研究和社会理论的特殊性。在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争论中,自然主义者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特殊性(如“中国学派”)的提法,反自然主义者则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作者认为寻求一种既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包含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原因在于,理论产生包含理论建构和理论证明两个过程,理论证明遵循普遍性逻辑,理论建构遵循特殊性逻辑。理论普遍性体现在它遵循共同的证明逻辑,特殊性则体现在理论假说的创造上。由于理论假说提出是创造性过程,使得中国要素的渗入成为可能。中国人对问题的思考,必然带上中国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烙印,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经由验证而成为理论学说,最终将刻上“中国”印记。基于此,创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
简介: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选择有三条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路径。一是逻辑路径,即逻辑地拓展现有的研究纲领,主要通过理论批判、方法批判和跨学科批判来实现。它的优点是有助于循序渐进地增进知识的增长、研究效率较高,不足之处在于可能把严谨的学术研究变成与历史和现实无关的逻辑游戏,同时研究的边际贡献往往呈递减趋势。二是历史路径,强调在现象世界中发现研究问题,具体的问题来源包括研究者经历的当代历史、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国际关系学最具原创性的贡献通常都是走历史路径的学者做出的,但理论的普遍化较为困难是这一路径主要的缺点。三是逻辑一历史路径,即当发现理论与历史(现实)不符合时,通过修正现有理论或创造新理论来做出更好的解释。这是问题选择最理想的途径,但对研究者的理论和历史素养要求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