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过去，由于受卢卡奇和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异化（Entfremdung）、拜物教（Fetischis-mu$）、物象化（Versachlichung）、物化（Verdinglichung）等概念没有做严格的区分。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区分过“物象”（Sache）和“物”（Ding）概念。在马克思那里，物象化和拜物教基本上同义；物象化不同于异化，它属于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异化则是一种主客关系结构，从异化到物象化意味着早期马克思思想框架的转变。卢卡奇、广松涉、平子友长虽然都讨论过物化概念，但如何定义物化还没有定论。今天，我国学术界应该将这些概念区别使用。

简介：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由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人文学院哲学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世界哲学与美学研究中心及英文《中国哲学季刊》联合主办。来自全国部分高校的20余位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参与，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任大会主席。会议重点讨论儒学与现代伦理学的关系及其在全球化时代展开跨文化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相关论题进行诠释学方面的基础研究。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了论述。

简介：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什么是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又该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呢？

简介：一种经济正义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有效促进全体繁荣而建立的分配模式为指导原则。本文通过分析全球化复杂而歧义的现象，得出全球经济运作的基础仍然是一国政府。因此，中国经济正义应维持甚至改善它的经济转型的可持续状态，目的是实现本国最佳分配模式，从而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现实根据。

简介：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史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是双重的。从积极方面看，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同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以及经验借鉴；从消极方面看，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等，曾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遭遇严重挫折。这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启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理论联系实际是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保证。

简介：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后工业化进程是一场意义更大、范围更广、层度更深的社会变革运动。对于变革过程中的社会治理，人们通常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自然演进，二是自觉规划。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选择了自然演进而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荡，所以，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应当对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人类寻求合作的观念和呼声被淹没在了支持竞争的制度安排中，意图突破官僚制的组织设计仍维持着以往的中心-边缘结构，社会治理仍是以管理型政府为中心的。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旧的制度框架和思维方式，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战略构想,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吹响了进军号。这一战略构想科学回答了何谓中国梦、如何实现中国梦、为何实现中国梦等重大战略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简介：在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流行于伦理学时，黑尔将可普遍化规定为道德判断的基本特征，从语言与逻辑的角度重新解释和论证了可普遍化原则，恢复了道德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为伦理学奠定了客观基础。然而，黑尔的可普遍化原则却并不完全符合道德现实。

简介：宗教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之间通过某种妥协、让步而达到的一种新的合并和认同。世界宗教史一再告诉我们，外来宗教在其传播过程中必须进行自我调适，与本土文化形成交融互摄的关系从而得以传播。事实上，只有那些本色化较为成功的宗教才得以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

简介：艺术（审美活动）与人生（生命活动）之关系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论题，以朱光潜为代表的现代美学家曾以“人生艺术化”等学说及其相关论点予以观照和阐发，从而开辟了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论传统。“人生艺术化”是朱光潜综合中西文化和审美思维后的再创造，并成为其人生哲学的逻辑起点。通过这一命题，朱光潜宣扬了人性的高贵，肯定审美经验的共同人性基础，追求内在超越的人生境界。其“人生艺术化”理论即是以知-情-意的人生统一体为出发点，最终指向真-善-美的价值同构（幸福）。因此，向康德式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与共同人性的无限逼近，

简介：高校校园户外空间不仅是学生校园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丰富大学生课余生活、完善高校服务设施、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户外公共空间要充分考虑到它的物质作用和精神作用，以提高其整体的艺术性，并能体现出高校所特有的人文精神与艺术内涵，同时赋予校园与众不同的形象和魅力。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单称肯定判断或单称肯定陈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符合原典,二是符合国情(文情),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深刻的历史反思性、强烈的理论批判性,以及对于实践的科学指导性、纠错性。如果把"中国化"当作筐,一切都往里装,便不但消解了"中国化"的严肃性、科学性、正当性,而且可能将"中国化"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飘浮的"能指",甚至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伪命题。毛泽东之所以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非"马列主义中国化",并非"反苏"、"反列宁主义",而是一种"去苏化"、"去国际化"理论策略。不过,清除了旧的教条主义,却又产生了新的教条主义,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

简介：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既生产新知识又培养知识创造者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尽管沃勒斯坦的这番评论指涉的是欧洲和美国的思想史发展情况，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西方的学科模式就已经挑战并改变了中国知识分类的传统方法。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皇权体系在1911年被推翻，儒家经典失去了维系它两千年之久的制度支持。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儒家经典的地位、内容和生存能力。

简介：建国初期，为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必须成为大众化的思想。以报纸媒介为载体的“典型思想讨论”将“农村党员在农业生产合作中应发挥骨干作用”、“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应该树立集体主义思想”等作为重要内容，凸显出意识形态性、组织性、典型性和大众化的特点，有效地推进了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的大众化传播，实现了农民的自我教育，也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

简介：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和误读了。人们普遍地把这一理论仅仅当作一种抽象化纲目，而完全忽视了其内在具有的、本质重要的具体化承诺。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实质上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关于世界历史进程之诸阶段的若干概说；其二是一个必须贯彻始终的具体化承诺。前者是一些必要的抽象，后者是对具体对象开展出深入于现实本身的研究要求，是使这些抽象成为科学之“指引”的根本方法。尤为重要的是，这两者在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中是内在关联、不可须臾相失的要件。

简介：刀切法是统计学家Quenouille提出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由Miller等在1998年首次将刀切法应用在单侧化准备电位（LRP）启始时间点（onset）的测量中。相对于以往单个被试法而言,它是较新的一种统计方法。本文综述了刀切法的统计原理和基本使用过程,并和单个被试法进行了差异比较,最后对这一方法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简介：本文分析了1856年由美国传教士嘉约翰(JohnGlasgowKerr,1824-1901年)在广州长堤开设的中国第一间现代化综合医院博济医院的建立与发展历史,探析该院之建立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并以此反思中国的现代化与基督教之不可分割的关联。

简介：从“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所带来的一个重大思想成果在于，长期主导哲学的“特权主义”与“贵族主义”欲求将走向终结，哲学将从“专横”走向“民主”。这是哲学在精神品格和气质上所发生的根本性的转变。哲学的“特权主义欲求”与“贵族心态”始于摆脱“有限”与“卑微”、寻求“无限”和“超越”的“高贵精神”，但由于它所坚执的控制论的思想倾向与排他性的价值取向，“高贵的野蛮”构成其深层的精神底色。推动哲学走向“民主化”已然成为现当代哲学的重大趋势。

简介：目的：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边缘化状况。方法：采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MHT）对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县朵什乡的留守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总体上心理边缘化不明显；心理边缘化状况在男女性别上差异不显著，就分量表来说留守男生的恐怖倾向低于女生；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边缘化状况在年级方面差异显著，表现为高年级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比低年级好；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有消极影响也有积极影响。结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总体状况乐观，但仍需相关部门予以重视，开展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对小学低年级阶段留守儿童和留守女童予以更多关注。

简介：针对我国侦查强职权主义的特点，学界提出了侦查程序诉讼化理论，期望运用现代诉讼的基本原理改造现有的侦查程序，引进司法权的介入与控制，增强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平等对抗的能力。侦查程序诉讼化理论契合了现代诉讼程序保障权利、限制侦查权滥用的价值追求，但由于对侦查程序的内涵把握不准，在司法介入的性质和犯罪嫌疑人地位的定位上难以做到理论白洽和符合侦查实践。不同于审判程序，侦查的过程既存在侦查机关单方面调查活动，又包含了控辩双方及其他程序参与人的参与。因此，我国侦查程序改造的路径选择应当围绕这两方面的内容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