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于新理学"负的方法",目前学术界常认为其来源于中国哲学的直觉法。然而,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以逻辑分析贯彻始终的新理学,不能直接容纳以直觉为特质的"负的方法"。众所周知,"负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和神秘主义方法,但它与新理学兼容的关键,却在于它的基本形式是逻辑分析。就逻辑化的"负的方法"而言,它的中国哲学来源是道家和禅宗在语言层面的破执法,即内涵为空的形式命题和应机语用法。实际上,新理学"负的方法"与中国哲学直觉法虽都是"负的方法",但前者是以逻辑分析间接地呈现形而上学中的神秘部分,而后者则直面神秘本身,亲身获得直觉感知,这是逻辑分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而新理学"负的方法"与中国哲学直觉法之间存在质的差异。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基于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并传播。回答为什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回答"中马化"(即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与"马中化"(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中,"中马化"是"马中化"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从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的"中马化"与"马中化"推进到马克思主义运用中国化的"马化中"与"中化马"。"马化中"即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中化马"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化马"是"马化中"的立足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要最终推进到马克思主义创新中国化的"化马中"与"化中马",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化、时代化。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检验和发展,通过"化马中"与"化中马"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化中马"是"化马中"的落脚点。
简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整体性方法、科学统筹的方法的自觉运用,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要义。深化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学习,不仅要认真领会其基本内容,而且要深入理解和掌握贯穿其中的方法。
简介: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多条河流的,但是,作光作盐的基督期望和传福音的大使命,都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采取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故而佛道的整体出世性倾向就不足以令基督徒过多亲近。而发源于上古一直未曾中断的数千年儒学具有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性,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倾向,存在着大量可以和基督信仰相呼应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宝贵文化内涵。'基督教儒家化'这个概念不是外在形式上或体制上的耶儒混合,而只可能是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批判性比较和批判性融合。'基督教儒家化'决不是基督教被儒家化掉而是耶儒两家在批判性的对话和融合的基础上在追求真理的大方向上的共同更新。对于耶儒两家它是双向批判,最后凝结的一定是两家的精华而非糟粕。以'基督教儒家化'为精神方向的基督教中国化,特别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其存在和展开的最根本理由就在于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内部具有严重问题。追求'内圣外王'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启发性地帮助解决基督教中国化所面临的很多神学思想难题。'基督教儒家化'对于基督徒而言最主要的内涵就是借助于儒学的真理性文化内涵来追求基督真理、解读基督真理、传播基督真理。这不仅包含'怎么传'的问题,也包含'传什么'的问题。'基督教儒家化'的关注点并非是复古好古的回头看,而是指向现实和未来的传福音事业,尤其是神学思想上的'纠偏'。
简介:《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领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对党领导农业互助合作的历史及基本指导方针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报告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坚守,希望通过农业合作化实现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但也体现了他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存在某种认识偏差,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当时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积极性,对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的贫富差距看得过于严重。
简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科学的方法论,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尽管两者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但它们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都具有各自的理论价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相结合,既要发现和揭示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能够提出解决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具体政策;要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经济理论的展开以逻辑关系为主线,同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建立一个既符合理论逻辑又对照历史进程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大厦;要在批判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借鉴其实证分析、数理分析和证伪分析等研究方法。
简介: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凭借"传统文化"与"宗教学"的双重名义,佛教研究在中国得以全面展开,从编纂大藏经、撰写佛教史,到研究重要的佛教人物、典籍与宗派,从佛教文献、哲学,到佛教艺术、建筑等领域,涌现了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在上世纪90年代,宗教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在中国取得博士学位授予点,佛教研究的专业人才培养得以快速增长。尤其是在本世纪初的十余年间,佛教研究在中国呈现出新趋势与新领域。首先是研究立场的反思,以往主要是在中国的语境里思考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现在还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佛教,跨学科、跨区域的佛教研究变得越来越常见。其次,文献学研究全面升级换代,从关注敦煌遗书等汉文写本,到关注梵语、藏语或中亚古代语言等佛教资料;在汉传佛教研究方面,开始尝试"解经学"的研究方法,关注印度佛典的汉译与注释、讲经传统,剖析中国佛教宗派典籍的文本结构与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