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戒律为佛法之生命.佛法住世久暂,无不以是否制戒摄僧而定.佛陀制戒之本怀,即在于此.《善见律》明确指出:“毗尼藏者,是佛法寿,毗尼若住,佛法亦住.”戒律之存亡,实为佛教法身慧命之所系.中国佛教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灯灯续焰,有赖义通大乘、被机最广的《四分律》一系.而《四分》一系之开宗弘化、护法安僧,则全仗历代祖师沥血呕心的辛苦经营.魏晋六朝,律法西来,祖师们摩顶放踵、箪路蓝缕,奠定百代基业.隋唐盛世,道宣律师横空出世,综论百家,逡巡千里,于终南山著书立说、创宗明义,从此南山一脉法海横流,树立万世不拔之基.近代以来,佛法衰微,律事难兴,有弘一大师风华绝代,苦身焦思,难行能行,矢志弘律,使不绝如缕之律学大著僧海,普及四众,近代佛教得以律幢再树,戒学重光.
简介:一清末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迅速转变的十年.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在思想与社会层面,也发生着急剧的转型.甲午、庚子之后,空前的民族危机与沉重的羞耻激起了有识之士的自觉与反省.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指引下,他们的思索在世纪之交汇集成一股影响广远的国民教育思潮.首先,通过对世界局势的重新分析,他们认为国家间的竞争的实质是国民的竞争.西方之所以强盛,在于它们以一种挟裹着全体国民的民族主义向别国扩张.要抵御这种外部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犯,圣君贤相无能为力,而要依托于全体国民.因而他们将目光从社会上层转移到社会下层.民众作为国家的主体,被视为一国元气所在.其次,在关注大多数国民的同时,这种思索还从关注社会的物质性存在转移到国民主体的素质之上.国家的强盛并不依赖于简单模仿西方的军事装备、商业行为甚至制度运作,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民素质的高下."国,大器也;人,质点也.集腐脆的质点以为器,则立坏;集腐脆之人以为国,则必倾.居今日而欲自强,必自人心风俗始."①国民的主体素质不仅决定着社会的健全、经济的发展、还决定着国家的强盛."入其国而智民多者,靡学不新,靡业不奋,靡利不兴;……入其国而智民少,靡学不腐,靡业不颓,靡利不淫".②因而,从挽救民族危亡出发,对社会下层的关注和对民众主体素质的强调在20世纪初年结合成一种代表性的社会思潮.而面对义和团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民众的愚昧与无知,主张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涤新国民的品德."故民质而优,则其国必昌,……民质而劣,则其国必亡,居今日而谋保国倡种之策,非注重新民,改良社会,涤荡其昏弊之习性,养成其完备之资格,恐无以苏已死之国魂,而争存于世界."③在这种背景下,新式学堂开始大量涌现.但是由于经费与人才的限制,学堂数量有限.�
简介:中华民国的建立,不只是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同时还把封建体制下凝固的文化传统摆在了新时代的激变与转折之中.新型的民主共和体制,要求国家政权与文化与此相应,旧有的一切适应封建体制的政治结构与文化传统通通需要转变自身.于是,文化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学术界出现了反传统的研究趋势,思想界则有新学与旧学的激烈辩论.打倒孔家店也好,推行白话文也罢,尝试汉语拉丁化,提高俗文化地位,倡导立足国民的新史学,表彰走向民间的新思潮,如此等等,都是此一国家体制转变带出的文化表现.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不是就此做出的感慨,但借用来描述此一时代转变同样十分恰当.作为文化传统中最有影响力之一的佛教及其文化,显然也被逃身无术地裹挟在此一时代转变的大潮之中.
简介:放眼民国年间之易学发展,其革新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传统易学研究,进入20世纪之后,研究流派虽然更为丰富,但却始终没有离开最为基础的"象数"与"义理"两派,尤其是对于传统继承者,象数派学者一般都承袭汉代今文易学者的做法,或致力于搜寻遗象,或用功于整理象数体例,而其核心观念在于坚持以象解释《易》,即所谓"观象系辞"、"由象明辞"。义理派学者则主要运用文字训诂、文献考证、文本整理的方法来注释、研究《易经》,其目的是恢复原典本义。从其根源而言,义理学主要受汉代古文易学者影响,继承了清代中期以来乾嘉学派治《易》的传统。在此将20世纪早期的几位继承者,就象数学而言,以徐昂与尚秉和为代表,义理派则以杨树达与高亨为例,通过对他们易学思想的梳理,来明示继承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不可轻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