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南京地铁公共信息导向系统需要站在用户体验的角度重新去审视。随着地铁路线的发展,导向系统和公共服务的完善,移动互联网概念APP也应运而生,如何迎合不同年龄、职业人群的需求,传统线下服务与线上的智能服务一体化,是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努力的。应通过APP应用、导向视觉应用、公共服务应用的"三位一体"的方式,在关注用户体验和导向系统实用性的同时,融入黄金螺旋、网格设计、模数设计等导向系统设计方法,探索有效的系统信息设计,以提高设计的实用性。
简介:CAD模型假定三种道德情绪(轻蔑、愤怒和厌恶)都是由对于特定道德领域(社会性道德、自主性道德和圣洁性道德)的违背而引发的。本研究认为这种道德情绪联结可以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供新的解读。为此,本研究通过两个研究验证了CAD模型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适应性,以此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研究1采用自编的174题道德事件量表,通过西方面孔表情图片测量情绪反应。结果显示,量表的有效性和CAD模型都只得到部分验证,这可能与用表情图片测量情绪产生的混淆有关。研究2采用修订的156题道德事件量表,通过亚洲面孔表情图片和文字测量情绪反应。结果表明,修订的量表适用于道德情绪联结的测量,在中国文化背景中,CAD模型同样成立,同时,用文字测量情绪的方式要优于用表情图片测量。
简介:近年来,腐败心理与行为正在逐渐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问题。文化视角的腐败心理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本文力图从腐败现象的概念、指标和测量工具的发展演变三个方面梳理文化与腐败的相关研究成果。腐败的定义繁多,一般理解为一种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由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目前难以在研究中直接观测腐败行为,往往通过一些替代性指标来揭示腐败,比如腐败感知与腐败容忍度、腐败经验、腐败意向以及行为模拟等。在测量工具方面,自陈量表、情景测试等方法在不同腐败指标的测量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博弈范式和大数据方法可以为未来文化视角下的腐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测量手段。
简介:本研究采用质性分析和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以新疆地区的跨界民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大学生群体为对象,编制出符合我国特点的跨界民族国家认同问卷,对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跨界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内容包含文化认同和公民认同,且其更多关注公民认同内容。跨界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总体水平较高。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和公民认同差异不显著,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均显著高于公民认同。来自纯本民族居住地区和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的跨界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均显著低于来自与汉族杂居地区的跨界民族大学生。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越高,其与符号行为有关的活动越多;公民认同越高,其与功能行为有关的活动越多。
简介:人类对于由科学技术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也应该负有实践上的责任。为了能够有道德地生活与行动,亟需推进增强技术实践应用的伦理研究与探讨。因而为了能够更加具体且有效地指导社会实践活动,就需要把抽象的、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原则进行具体化,从而能够较好地应用到社会生活中真正起到指导与规范的作用。对于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本文将要涉及到允许原则、宽容原则以及最优化与风险预防原则三个应用原则。
简介:今天,国际教育界已经形成共识: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thinking)。审辩式思维是最值得期许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国际教育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怎样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审辩'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教育词汇之一。审辩式思维是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在教育中如果重视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可以使学习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不再是一个记忆和复制的过程。审辩式思维能力不同于分析性推理(analyticreasoning)能力。审辩式思维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指挥棒,我们需要开发审辩式思维能力测试,考查一个人能否理解做出不同决策所依赖的不同前提条件和假设,能否理解决策者对所做决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审辩式思维不是'大批判思维',而是接受多种价值并存的可能性,在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时也包容别人的真理。审辩式思维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突出优势表现在形式逻辑和分析性推理,那么,东方文化的突出优势则表现为非形式逻辑和审辩式思维。对东方文化中审辩式思维的再发现,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也不仅局限于中华文化的重建,而且可能拓宽人类的未来发展道路,增大人类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存活的可能性。
简介: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系统不仅是其目的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实践哲学中的一个独立理论。在结构上,这个系统包含两个部分:作为形而上学基础的目的王国系统和作为形而上学理论的道德目的学说及实用目的学说。在内容上,目的王国系统是一个资格体系,其质料是作为自在目的的理性存在者,其形式是定言命令的目的公式,其完整规定类比于自然王国系统。虽然人能够在目的王国中作为自在目的而实存,但是他毕竟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现实中要实现自己的道德性必须克服感性欲望按照道德目的去行动。以此为基础,道德目的学说的质料是作为德性义务的"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其形式是德性学说的至上原则,其系统建构以德性义务系统为基础。从属于道德目的学说的实用目的学说以实现幸福为最后目的,以经验性的明智原则为形式,并不能构成一个系统。
简介:早期关于正义动机的研究多以西方、受良好教育、工业化、富有、民主社会(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anddemocratic,WEIRD)的被试(特别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群体)为样本,并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区分的理论基础,发现西方人表达个人正义动机多从独立的自我参照视角出发,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美好世界;而中国人表达正义动机却从互依或他人参照视角出发,认为社会整体是一个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和谐世界。近年来,主流学者开始意识到这样的研究存在重大的取样偏差或自我偏差、情境偏差,其揭示的人类行为特征(WEIRD)也是奇怪的。本文利用元分析技术,对36个中国样本(N=8396)的个人世道正义观(自我参照)与一般世道正义观(他人参照)的相关系数和均值差进行效果值检验。结果发现,个人世道正义观与一般世道正义观之间存在强正相关(r=0.64,Fisher’sZ=0.75),平均数差异显著,但效果值很小(d=0.20);进一步的调节变量分析发现,只有在非学生样本、弱势情境下(如生活逆境),被试的个人世道正义观得分才显著低于一般世道正义观,即认为'自己委屈、他人应得'。总之,中国人的正义动机呈现低自我参照、高情境区分的特点,并非'独立'或'互依'就能简单概括的。
简介:首先从马克思企业和工资市场定位理论出发,构建社会总消费需求模型。然后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平衡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消费对生产资料需求或投资需求的传递效应模型;并建立投资的倍加效应模型和投资的周期与增长统一模型,建立社会投资需求模型。最后,由社会消费需求模型和社会投资需求模型,建立社会总需求模型;由此可以说明国民收入决定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价值、价格和货币理论出发,构建价格总水平上涨(inflation)模型。所有这些模型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宏观经济模型,为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提供了研究和决策的数理分析基础,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