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
简介:甘肃出土木器依据形态与结构划分,属于典型的糟朽木器类型,材质外观特征与特性明显。制作材质鉴定表明,基本类型有①松科云杉;②松科冷杉;③柏科圆柏。通过对糟朽木器形态类型、结构属性、影响因素及发生改变原因剖析,指出了糟朽木器材质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转折性根本改变后(含水率远低于纤维饱和点),即将面临第二阶段的转折性根本变化(含水率略高或接近于平衡含水率),而这一阶段的改变结果对器物将是毁灭性的;为了避免出土器物在短期内形态发生剧变,运用生物切片、扫描电镜分析技术对木质纤维显微结构进行了观察和研究,研究结果与结构病害腐变结果相吻合。选取与糟朽器物同期考古出土的糟朽棺板木作为分析对象,分别对其化学成分、容积重、含水率以及力学性能进行了实验测试,测得糟朽木器降解损失超过50%,含水率约为10.5%,力学强度指标与正常材质相比,均有明显的下降,且相对差异较大,最大约为正常木材强度的60%。对比分析结果,得出了结论:①糟朽木器的形态与结构状况与实验生物切片分析、电镜显微结构观察和研究结果相吻合,同时材质成分、容积重与力学性能测定结果为上述分析结果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②致使糟朽木器形态和结构发生改变的主要因素是胎木含水率,其值是非恒定的并随外部环境而改变,因此含水率可用于反映糟朽木器的材质特性;③纤维饱和点与平衡含水率是影响、衡量和评估糟朽木器形态与结构的两个重要的物理参数;④鉴于糟朽木器的材质特性,后期保存应尽量避免与水分的直接接触,需要严格控制其胎木的含水率,且维持恒定、稳定的保存环境,这点对后期糟朽木器的保存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