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1949年以来,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在50年代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各地调查,最后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格局构成了现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所有制度、政策设计实践的基础。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建国后60年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实践,反思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并开展对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讨论这一格局对今天中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的几大难题,简略分析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情况。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
简介: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结构框架是56个民族。公民民族身份的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都以这一结构框架为基础,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是新中国一切民族工作的基石。这篇序言回顾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实践对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是我们今天从基础理论和政策设计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的观点。近年来西方学者已经在我国国内开始了相关的口述史调查,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及时加强国内学者的相关口述史研究并开展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通过系统深入的口述史调查,也许我们能够对当年识别出来的中国民族框架获得更为客观科学的认识。
简介:关于中国土族的认别与族源问题,我原以为早已解决。但是,最近拜读祁进玉先生的巨著《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副题:《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后(为行文方便简称《重构》),才知中国土族的认别与族源问题,在祁教授的文化视野中,尚处在重新识别和重新构建的门槛上。在《重构》一书中,祁教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认定工作,从根本上提出了质疑并加否定。在《绪论》中写道:中国也从部族国家进入公民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在现代国家政治整合的进程中纷纷由部族共同体进入民族共同体的行列,那么理应是自然过渡的共同体被人类社会历史的命运彻底打乱了自然演变的步伐,从而演变为政治过渡,这种过渡究竟省略了中间的什么环节?
简介:旧石器时代的时间跨度占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而且大部分遗留下来的人类文化遗存是石器以及石器生产的废弃物。旧石器考古就是从这些石制品来了解人类技术和智力的进化。长期以来,旧石器研究主要限于对石制品的描述和比较。然而,本文介绍了这门学科当下的成果和任务,旧石器研究不仅要了解石器技术的特点和文化发展的传统,还要探究大脑、语言、双手还有社会适应和象征意义等体质与行为演化方面的问题。这种研究更多依赖生物学研究以及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特别是现生黑猩猩解剖学特点和工具使用行为的比较。旧石器时代早期以奥杜威的砾石工业为代表,器形和加工受制于砾石的原来形状,这种工具已能帮助古人类增加获取高质量食物的能力,为大脑的智力进化提供必要的能量供应。150万年前各种大型切割工具如手斧、平刃斧和手镐出现,如果排除原料形状和加工步骤的区别,它们有可能是同一类工具。这一时期古人类也开始用火。50万到30万年前的阿休利晚期,大型切割工具逐渐被勒瓦娄哇技术取代,这是一种高效的标准工具,并用来装柄。复合工具的出现表明古人类已经有了复杂的规划和设计能力,并且可能已会说话。更精湛的石叶技术在五万年前出现在东非和近东,表明功能和形制各异的专门工具出现。同时,投矛器、骨角器、装饰品和各种重大发明面世。现代人类这种智力和文化的进步,使得他们很快扩散到全球,并促使了尼安德特人的绝灭。人类演化的步伐,就是从最原始的石器技术开始,从旧石器时代初不超过10公里的活动范围,最终发展到今天的航天飞机和轨道空间站。(陈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