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苏联为了在中国开展革命工作、协调与中国的关系,于1924年5月31日与中国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和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这样,在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期间,外蒙古充当了苏联向中国内地输出革命的"走廊"。但很快中国大革命失败,中苏关系走向全面恶化。与此同时,苏联国内政治状况发生变化,斯大林模式开始形成,而日本称霸东北亚的对外侵略扩张计划也粉墨登场。在上述三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苏联开始形成了维护自身安全的战略缓冲政策,并最终完全得以实现。苏联该政策的实行完全是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对中国危害极大,不仅使中国又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还扶植外蒙古建立了独立国家,使中国又多了一个潜在的地缘对手。
简介:三藩之乱期间,大将军图海在招降叛将王辅臣时,王辅臣有自杀之举。图海贯彻玄烨招抚政策,力保王辅臣日后不死,以便发挥其作为招抚工具的作用。战争结束后,玄烨欲重处王辅臣,而图海欲遵守诺言,这导致君臣二人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了平叛战争即将结束之时,二人在降臣处置问题上态度的不同。玄烨的招抚政策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在康熙十九年以前,其降臣处置政策比较宽松。十九年以后,渐趋从严。图海则始终坚持“既已投诚,概行宽免”的政策。这使最初在政策上尚有交集的君臣二人,最终分道扬镳,图海也在抑郁、畏惧中病卒。《平吴录》《广阳杂记》关于图海“自尽”的说法,体现了非官方话语对图海信守诺言的肯定与对玄烨失信天下的指责。
简介:1937年12月至1949年10月,在民族多难、国家危亡的背景下,九世班禅圆寂后的致祭、部属安置、法体返藏、灵童寻访和十世班禅坐床不仅是西藏地方和国民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西藏地方因班禅方面与达赖系统、噶厦的分歧、斗争而出现复杂的情况,相关事务涉及青海、西康等邻近省份及其地方势力,而且英帝国主义也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干预。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在九世班禅圆寂后把致祭、转世等事务置于治理西藏、维护西南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大方略"之中,有关政策、措施与当时中央政府有关治藏、安边的其他政策、措施相互协调,努力稳定西南边疆局势、维护国家统一。而且,国民政府在九世班禅圆寂后把褒扬、奖励与法制约束结合起来,对于爱国的班禅系统给予明确支持、有力保护,又不放松管理,从而有效地激励了西藏地方的爱国力量。在处置九世班禅灵童寻访、十世班禅坐床时,国民政府坚持把宗教仪轨与历史定制结合起来,坚决维护中央政府的主导性和权威性,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变化中有力地维护了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