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众所周知,传世的明太祖朱元璋画像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容貌,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自明朝以来即有种种猜测,如谈迁"疑像"说等。其实,为朱元璋"易容",其子成祖朱棣是主要推动者。因朱棣信奉相人术,相学不仅被他用来自证其篡夺具有天命,也成为永乐朝重新阐释"开国"历史的主要工具,朱元璋的历史活动被加进许多神异的元素。随着朱元璋传说的大量衍生,其容貌也被一些符合相理的奇异符号所改造,乃形成一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异像"。这也证明,相学成为当时社会各阶层认知世界、解读历史的一种基本方法。在此背景下,一些著名的相士,如袁珙、袁忠彻父子,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我们观察明代前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在当时的政治生态和话语环境下,相人术成为一种标准,在选官、用人、立嗣等方面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甚至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中,相术也发挥了特有的影响力。

简介：1931年，因一连串的被捕事件，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中共中央工作几乎陷于瘫痪，这是中共在中国城市革命工作异常艰难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的6月15日，上海英法租界发生了轰动国内外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被捕事件，严重影响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这一事件虽然发生在80多年前，但事件诸多细节依旧扑朔迷离，

简介：在隋末唐初的乱局中,岭南因为僻处南疆而未介入中原逐鹿的大战,从而显得相对平静,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因为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多样,岭南的割据局面之复杂,并不亚于中原地区。本文运用政区地理和政治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复原了隋末唐初岭南地区的政治形势,将众多的地方势力一一勾勒出来,并考证出诸多史籍记载不确和不全之处：前者如被夸大的邓文进、宁长真、冯盎等割据势力;后者如实力强大却广被忽视的李光度,以及南康州周边地区晦暗不明的陈氏集团等。

简介：《人民日报》2012年7月18日刊登张洋的文章说,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对公共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相对于这种要求而言,目前我国公民的公共精神依旧较弱。不少人认为,政治是国家的事,老百姓参不参与没有多大关系,最终对公共事务熟视无睹。这是公民公共精神缺失的最直接、最普遍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公民对公共精神滥用或者错用。由于社会上商业化浪潮的

简介：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政治价值观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人民基本上摆脱了贫困。但是一些社会问题也相伴而生，特别是民生问题的解决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以改善民生、实现民生幸福最大化为目的的民生政治价值观便应运而生。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现经济关系、社会分工和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正义，实现个人需要与社会整体发展相统一，实现公共政策的民生价值转向是从经济政治向民生政治转变的重要途径。

简介：宋元之际阿拉伯贸易对于南宋政权的兴亡具有加速或延缓作用，一方面阿拉伯贸易为南宋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提供巨额海关税收，另一方面以蒲寿庚为首的阿拉伯商人集团与福建左翼军形成了一种对蒙元和南宋政治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的地方势力。在南宋与蒙元交战的最后时期，蒲寿庚叛宋投元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因此，对蒲寿庚的功与过学界论说不一，本文认为蒲寿庚叛宋的间接原因是陈宜中等滥杀无辜，造成了福建左翼军与朝廷的相互不信任。当然，直接原因则是张世杰劫掠蒲氏的船舶和家赀。

简介：本文通过对贵林之死的真正起因和具体过程的史实考辨，揭示“不曾流半滴血”的杭州光复过程中种种错综复杂的对立和各派势力之间的激烈竞逐、博弈和较量，以及这种种对立、竞逐、博弈和较量背后羼杂的辛壬之际中国种族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这中间，有汉人对他者的敌视，并带来满人的身份恐惧；有革命与共和作为普遍价值的一往无前，也有固执的、忠义的王朝守节者；有革命与立宪的冲突，以及新晋的军人团体与耆老旧绅之间的宿怨；有除旧布新的朝气和欣悦，也有谣言、杀戮、抢掠的乱世景象。旗人贵林的死，在辛壬之际共和革命的整体进程中，不过是小小的一幕，但它所折射的内涵却极为深刻，任何严肃的历史叙事都不应忽略，更没有理由漠视。

简介：五四运动期间，曹、章、陆作为“卖国贼”被打倒，从表面看是全国民众自发的行为，是民心所向的结果。然而细究之下，他们被贴上“卖国”的标签，还与五四运动前夕的政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广州军政府对政权合法性的争夺导致中国代表团的内讧，国民党人对研究系领袖梁启超的攻击揭开了声讨“卖国贼”的序幕，研究系对新交通系的外交问责，抓住了曹、章、陆的软肋。国民党与研究系在政治上虽是宿敌，但在打击段祺瑞势力上存在着共同需求。在两者的引导和夹攻之下，曹、章、陆便成为全国“合意”的“卖国贼”人选。

简介：青海湖祭海会盟制度在清代正式形成并完善，清代的祭海会盟具有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效能，是追求神权统一与政权一统思想的产物。相比较来说，民国时期的祭海会盟制度晕得以保留，但其维护神权统一的作用已消失，其政治功能也分裂为两种，即青马集团把它作为地方割据的工具，中央利用它来增强青海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感。而祭海会盟制度在民国得以承袭的根本原因，仍是中央及青海当局，在青海蒙藏地区政治统治力量的薄弱。

简介：乾隆王朝的后三十多年，是百年康乾盛世的最鼎盛时期。此一时期，乾隆皇帝逐渐放弃了早年养民惠民的务实政治，转向一种以极权意识形态控制社会的政治取向。晚年的乾隆皇帝日益囿于自己营造的精神氛围之中，在他自己看来，他完成了以《四库全书》为标志的文治大业，建立了“十全武功”，最具有以帝王教化天下臣民的资格。所以，以道德说教裁判天下事，也日益成为乾隆皇帝后期理政的主政治理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乾隆朝后期乃至整个乾嘉时期的政治文化生态。

简介：1986年12月24日．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写新方志，但不应有强烈的“宣传色彩”和不能“政治化”。讲话对编纂新方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从第一轮修志的结果来看．不少志书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化”倾向，减弱了志书的真实性、严谨性、科学性。

简介：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是传统乡村治理中的两股重要力量，二者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二者却一度呈现出张力、冲突乃至断裂的迹象；近年来，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及其民俗宗教在乡村社会中的复苏与兴盛，民俗宗教又开始与乡村政治形成一种交叉重叠的互构力量。藉此，通过山西义村的“三官大帝”供奉之考察，揭示出当前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呈现的逻辑关系：民俗宗教政治化、村庄政治民俗化、村庄政治与民俗宗教混合化等。

简介：民族地区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而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与我国民族地区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客观要求相契合。现阶段，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制度、进一步培育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进一步丰富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形式，是引导民族地区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简介：太宗、高宗年间，唐代宗室任职多被排除於台、省等权力核心部门之外，同时频繁出任高品级地方官及部分中央事务性宫职，宗室主导朝政的合法渠道被切断。这就是《李嵩墓志》中所说的“国朝旧制”，它标志两晋以来宗王政治的终结。开元年间，唐玄宗一方面仍行“旧制”，将直接威胁到皇权的近支宗室完全隔离於日常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基於理性行政的考量，又严格依照官僚制下的价值尺度甄拔其余的宗亲羣体。宗室羣体自身也与时俱进，在“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中“自奋於功名”，政治面貌上呈现官僚化倾向。这就是本文所言“开元新制”。唐代宗室政治生活中的变化尤其是部分宗室政治面貌上的官僚化，深刻折射出中古社会末期统治核心层性质的嬗变。

简介：六、关于重大决策与政务首轮修志时．就有“一些研究政治类专志编写的文章指出．新志政治类专志的记述多流于简单化。写政党．多以党代会和领导人变更为主要内容．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工作轻描淡写．体现不出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作用：写政权。往往只见新旧政权的机构设置、官员更迭，很少见到政权机构的职能活动．也看不出新旧政权的本质区别。

简介：法国民族语言政策的根本性变革始于大革命，革命者首次将语言问题和民族问题、政体问题联系起来，视统一民族语言为将全体国民融入“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一个必要前提，法国统一民族语言的宏大工程就此启动。然而，法国政局的动荡与政体的频繁更迭使得民族语言统一进程历经反复，直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法语才真正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通用语言。法国统一民族语言的漫长历程凸显出民族语言问题与政治社会变革之间的密切关系。

简介：英国本土学界的中古政治史研究百年：彩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向。斯塔布斯所代表的“追求民主”的宪政主义解读模式在20世纪中期就已被放弃。二战前后以麦克法兰为代表的学者引入群体人物学的研究方法，转而以“追求利益”的庇护关系解释中古政治现象。麦克法兰创立的功能主义解读模式强调中古王权与领主之间的基本和谐，突出政治史中人的因素和细节探索，从而推动了地方史和人物史研究的勃兴。麦克法兰比斯塔布斯更像是当代中古政治史研究的奠基者。近二十多年来，新生代史家试图改变麦克法兰模式造成的研究细碎化弊端，把思想因素重新引入中古政治史研究，其中卡彭特等人倡导的“新宪政史”力图对英国中古政治发展再次进行宏观的观察与解释，不过强调这是“没有宪政主义”的宪政史，并非试图回到斯塔布斯。然而这一探索也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成果问世。

简介：在革命前夕的南卡罗来纳,爱国者和效忠派试图通过阐述政治主张,进而维护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的政治权威。在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治理术思想的启发下,本文将考察自由黑人托马斯·杰瑞米耶审判,讨论此案件背后的政治治理术,并分析爱国者和效忠派是如何围绕它而进行政治治理术的论争与实践。以治理术为切入点,本文将反思南卡罗来纳革命前夕的政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