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2006年起,国务院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一定影响力的木版年画基本上都入选其中。也就是说,这些木版年画已经纳入了国家的保护体系。近些年,我们有机会到各地区考察,发现了一些问题,各地区木版年画的困惑跟佛山木板年画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根据历史记载,大多数的木版年画所在地原来也都是木版年画生产的集中地,但现在基本上都只剩下一两家勉强维持。佛山年画也不例外,过去曾经有几十家木板年画作坊集中在一条街上,但现在也就只剩下冯氏一家在苦苦支撑。

简介：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已经有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地方志．不仅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丰厚记载。地方志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客观反映出一地的历史兴衰、经济繁荣、社会变迁、政权更替、民族发展、文化演变、民生状况等各方面情况。内容覆盖广泛，记录信息全面、权威。是其它历史性资料所不能替代的。

简介：柏拉图《法律篇》中,雅典外邦人与对话者一同为虚构城邦马格奈西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其中部分是与农业生产生活和土地相关的法律。结合其他史料,这些法律有助于理解希腊城邦的属性。本篇译文系据伯奈特校勘本《法律篇》迻译。

简介：一、西部蒙古或准噶尔的法律（一）旧《察津毕齐格》14世纪末，卫拉特联盟的形成使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法规来规范联盟内各部之间关系成为必要。帕拉斯（P．S．pallas）院士提示我们曾存在这样的旧卫拉特法典，遗憾的是他没有给我们提供详情。很明显帕拉斯院士手中有一册旧《察津毕齐格》法典（完整的或部分的）。因为他摘引的几个节段似乎不是他本人改写的。

简介：《四库全书》所收《玉台新咏》出自纪昀家藏，向称宋本。学术界亦以宋本目之，实则是一个错误。本文通过比勘，认为原纪昀家藏然后入献内府的这部号称宋本的《玉台新咏》，实为明末赵均覆宋本，而且是赵氏覆宋本的补版后印本，在赵氏本中属于较差的版本。至于补版后印的时间，则在清初就已发生。本文还提出，纪昀既以家藏赵氏本误为宋陈玉父本，其托名其父纪容舒所撰《玉台新咏考异》所说的宋本，其实不是宋本，亦是赵均覆宋本，故凡在《考异》中称“宋本”者，大多与赵本特征符合，而不合陈玉父本，这一点是我们利用《玉台新咏考异》时一定要注意的。

简介：《证析》更注重具体的方法,有不少专业的公式和图表,不是畅销书的写法。每一个人都知道,商品摆放是很有些学问的。还有一本书,《啤酒与尿布》,分析如何进行货品陈列。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必须通过销售数据进行指导,而那些逛店但却没有消费行为的,很难从他们身上获得些什么;其二,商铺内的陈设(包括商品和装饰物)不可能每天都进行变化,物体的位移总是比较麻烦。

简介：民族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联系，在“非遗”的立法保护过程中，应注意它的载体——民族民俗文物的法律保护。为此，建议将民族民俗文物的立法保护纳入法制化建设轨道，及时进行民族民俗文物大普查，紧抓“非遗”立法中民族民俗文物应保护的机遇，改变民族民俗文物法律保障体系真空，修订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在条件趋于成熟时制定独立的《民族民俗文物保护法》或《民族民俗文物保护条例》，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中的民族民俗文物法律保护。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兼论天圣《狱官令》中的“办”“款”和“辩”是唐代法律文书中的重要用语，在法典中也可见到。当代学者对此有过零散解释①，但似无统一的、系统的研究。笔者对此问题产生兴趣，源于新发现的北宋《天圣令》中有关令文。

简介：司法权限方面的争议在界定清朝（1636-1912）诸帝与其蒙古臣民关系的实质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满蒙在法制上的互动可追溯至清朝建立前。那时，对于自己不满意的法律内容，蒙古人经常向满洲统治者求助。以汉名理藩院而广为人知的蒙古衙门的建立，可视为处理刚归顺的蒙古人信息的一种尝试。蒙古当局被赋予有限的司法权力，或者说在其职责范围内，理藩院被迫面对诉讼者试图与当局角力的困境，在形塑理藩院的职责范围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通过审视理藩院在法律方面的权限，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多元的法律秩序向更一致、更稳定的方向发展着，并呈现出一种把蒙古人纳入中华法制的趋势。

简介：本文运用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并结合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及部分研究成果，利用纵向和横向比较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和100万人口以上各民族人口的增长、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受教育程度、婚姻以及就业的行业职业分布的变化情况。

简介：地理大发现催生了人类社会关于海洋法律地位的争论。17世纪初，英、荷等新兴欧洲列强挑战葡萄牙、西班牙对全球海洋的垄断地位。荷兰法学家雨果·格老秀斯顺应时代潮流，从法理角度驳斥西、葡两国的海洋主权论。他的《海洋自由论》系统论证了各国拥有自由进行海上航行和海外贸易的天赋权利；威廉·威尔伍德等同时代法学家则大力伸张各国的近海渔场管辖权。这场争论凸显了欧洲各国在海洋方面对“含括性”权利和“排他性”权利的双向追求，并为此后“公海自由”和“领海主权”这对相辅相成的理念之不断成熟奠定了良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