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曲贡遗址从地理环境、遗迹状况和文化现象上看，都与卡若遗址有很大的差异，并非一般的史前聚居及生产生活场所的遗址。遗址中的文化现象表现出强烈的精神信仰和宗教仪式的色彩，其中可能包括有殉祭习俗、厌胜巫术，或许还有祖先崇拜、祖先祭祀等内容，并与丧葬仪式和墓葬祭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曲贡遗址及其特殊文化现象对于西藏高原史前居民灵魂信仰及西藏原始宗教的研究具有很大意义。

简介：汉代的尺度,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与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并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而逐步得到深化。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其分析表明,两汉时期日常用尺主要有铜尺、骨尺和木尺,其材质、装饰等既有时代性差异,又有一定的地域性差异,且多作为女性用品陪葬。其时一尺的实际长度,西汉和新莽时期一般为23厘米,东汉一般为23.4厘米,可以视作当时的标准量值。在考古学研究中,应当以此计算和理解汉代器具和建筑物等的尺寸,但又不宜完全拘泥于这个标准量值。因此,考古学研究中需要有科学的"尺度观",即既要运用当时的尺度及其观念对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各种遗迹和遗物进行观察和分析,但在实践中又不宜绝对化。

简介：魏哲是初唐名将,然而史志失载.祖籍巨鹿曲阳,其七代祖魏靖非曾任前秦征北大将军,镇北地、上郡,遂移家于宁州襄乐县（即今甘肃合水县境内）.其主要活动时期在唐太宗、高宗时期.曾两次出征高丽,其间又参加了平定漠北铁勒的战役.高宗乾封元年（666）,魏哲协同名将李勣平定高丽,出任首任安东都护,旋即病故,归葬故里.此文即以新出《魏哲墓志铭》为主,结合初唐杨炯所作《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等传世文献,对其生平和相关史事进行了考述.

简介：本文通过对墓葬间层位关系的分析以及对墓葬中所出陶器和铜器的类型学研究，将前掌大墓地分为三期，并进一步论证基地的主体年代为西周早期。

简介：投资银币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黄金白银非货币化后，各国为了满足民众投资贵金属的目的而发行的普制银币。银币价格在银价的基础上溢价（升水）不高，且基本随银价变化。除中国熊猫主题银币外，美国鹰洋银币、加拿大枫叶银币、奥地利音乐银币、澳大利亚考拉银币、墨西哥自由女神银币等题材都被认为是投资银币的主要代表。

简介：《刘伯刍墓志》出土于西安长安区郭杜镇,于2009年入藏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刘伯刍,两《唐书》有传,然记事较为简略。新出《刘伯刍墓志》多达2100余字,前360余字是刘伯刍自撰,后1700余字则是由其子补充。志文所涉刘伯刍生卒可补两《唐书》不载其生卒之憾,有关刘伯刍科举内容可大致推算出中第时间。志文中特别提到刘伯刍文艺方面的才能,其擅长书画,有《画赞》六章;有文230篇,编成十三卷,又有《后集》十二卷,可纠补《唐书》本传及《新唐书·艺文志》相关记载。志中提到刘伯刍自监察御史后的历官,可补《唐书》本传之缺。综合墓志及《唐书》所载,可极大丰富刘伯刍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其仕宦情况。

简介：《明孝宗实录》与相关明人文集都是研究明孝宗在位期间历史之重要史料。其中《明孝宗实录》所收奏疏虽多删节，而记载了该时期之基本史实，全面而系统，相关明人文集所收奏疏则记载了与文集撰写者相关之史实，虽着眼局部，而具体详细，为局部特写，两者有互相补充之益。二者在记载史实方面又皆因体裁限制、抄写不慎、主观因素等影响，而各有其不足，包括史实失误、避讳隐瞒、文字不确等，将其相关部分进行对比，更可校正失误、求得真相．总之，在历史研究中重视《明孝宗实录》与相关明人文集所载奏疏皆予利用，极为必要。

简介：在中国古代的占卜民俗中，根据不同的动植物、器物，甚至鬼怪的呜叫声占测吉凶祸福是占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釜鸣占、鸟鸣占、狐鸣占等即是这类占卜法。所谓狐鸣占，就是依据狐狸的呜叫声占测凶难及采取相应的厌禳之法以祛邪禳灾。历史上，狐鸣占产生的最早时间已无从可考，但起码在汉代，这种占验法就已经很普遍了。

简介：清人王又槐着《办案要略》，其主要内容源于白如珍撰《刑名一得》。《办案要略》的最早刊本是《治政集要》本（乾隆五十九年），光绪九年由张廷骧辑入《入幕须知》再刊行世（光绪十年）。《入幕须知》又有浙江书局（光绪十八年）等重刊本．其中浙江书局本多为後世所影印和整理，影响最大。《刑名一得》的最早刻本是乾隆四十九年序刊本，是白如珍佐理刑名事务所撰写的心得。此书有重刊本（道光十二年）。稍後刊刻行世的《琴堂必读》（道光二十一年序），作者白元峯即白如珍，其内容与《刑名一得》多相同。至清末，白如珍与《刑名一得》尚为时人所熟知。《刑名一得》和《办案要略》有着各自的传钞转录的流传途径，流传中有增删，二者又相互校补，形成新的幕学书。《居官资治录》和《爰书论要》二书即是。《刑名一得》和《琴堂必读》现辑入《中国律学文献》和《历代珍稀司法文献》影印或排印。其源流之变，有待读者留意．

简介：从产业转移概念出发，对产业区域转移实证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不同区域尺度研究结果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已有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中国产业转移发生情况的基本结论：①中国在整体上以及东中西部和四大板块之间只有较少的相对产业转移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产业转移。②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产业转移主要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中西部转入东部，资源依赖型产业从东部转入中西部。③东部地带各省份之间的产业转移相对规模较大。④东部地带各省份内部的产业转移相对规模更大。⑤不同区域尺度上产业转移实证研究结果符合距离衰减规律。对国内产业转移实践引发的梯度理论、产业转移滞缓原因、政府参与产业转移作用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最后提出未来研究的一些方向。

简介：2010年四川汉源县麦坪遗址发现了一座瓮棺葬（M1）,其年代应为西汉时期,属于中原文化（关中及河南地区）系统的瓮棺葬,是中原文化南下的产物,对于“西南丝绸之路”线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从里耶秦简透露的信息可知，秦代迁陵县公船主要用于日常公务出行、民事运输、军事运输等三个方面。迁陵县内与公船相关的职事之人有津渡船人、津吏、船官、县司空、县丞等。其中，津渡船人为官府雇用、驾驶公船在渡口工作，津吏管理渡口公船之事务，船官总揽一县公船、具体执行县内船务，县司空指导船官工作、是其直接上级，县丞负责审批县内公船的借出。迁陵县对公船的制造与管理既有一系列制度化的规定，又不乏灵活性的变通，这鲜明地反映了秦代县级政府日常运作的一个面相。

简介：洛阳偃师新出土的《杜嗣俭阎夫人墓志》志主是唐代类书《兔园策府》作者杜嗣先的兄长,墓志内容可以和此前流散台北的《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相印证,证实了《杜嗣先墓志》的真实性,同时对于了解唐代偃师杜氏家族有重要意义.而《杜嗣俭阎夫人墓志》的撰文者杜友晋又是敦煌发现的唐代《吉凶书仪》和《书仪镜》的作者,对于研究杜友晋的生平以及两书的成书年代也具有参考价值.

简介：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中包含了数十枚与许迪割米案有关的木牍和竹简，本文利用这些简牍研究了三国时期孙吴临湘侯国审理这一案件时的流程，并复原了围绕审判流程所形成的文书运作及上下传递关系。同时，对J22-2540号木牍的研究还表明，临湘侯国曾组织了一个临时抽调吏员而形成的“专案组”，来负责对许迪的考实。这些资料揭示了孙吴长沙地区郡县之间的司法运作关系，并展现了具体时空下基层官场的生动实态。

简介：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日益深入，先秦时期的车马坑也不断被发现，且规模越来越大，形式多种多样，内涵也越来越丰富。虢国车马坑是两周之际的一个典型案例，它不仅是古代贵族的一种丧葬习俗，体现了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见证了虢国先进的手工业技术，也反映了虢国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

简介：清乾隆四十七年海富润携书案的相关档案资料（主要是当年五月广西巡抚朱椿的一道奏折），展现了一位回民长途跋涉、远赴异乡学经的生动画卷。朱椿奏折所附海富润携带伊斯兰教典籍的清单，则显示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伊斯兰教界长期以来最为通行的经籍；同时也说明，虽然明末以来一直有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著译，但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仍然在宗教领域占居着主导的位置。

简介：<正>家,多么温馨的字眼。世界再大,有了一处安身之地生命就有了归宿。房子,则成了多少特困家庭的梦想和奢望。然而保障性住房工程如同一片沙漠的绿洲,使很多无力争得一席落脚之地而黯然伤神的人们,满怀起久违的希望;又如同黑暗中的灯火,照亮了那些孤寂无助的人们踟蹰不前的脚步;更像是大海中一片美丽的小岛,使风雨飘摇的小舟找到了可以靠岸的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放在民生建设的第一位,土乡政府对此项政策的落实毫不含糊。县住建局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低收入家庭的住

简介：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基于县域尺度,计量揭示了武汉城市圈道路网通达性的空间演化规律：县域通达性演化保持时间惯性,空间分布整体遵循良好的指数律,空间极化程度保持连续,通达性极值的县域分布具有空间惰性;县域通达性基本遵循距离衰减律,呈中心-外围的环状分异,局部出现一定变形,具有强空间集聚性,形成明显的等级圈层结构。县域通达性的这种空间变化受其自然环境“刻画”明显,呈现“反自然梯度”格局,也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关联,但不同指标下的社会经济“牵引”强度存在差异,总体上县域通达性与自然—人文地理系统保持空间共轭协同,遵循一定的空间对称性：县域通达性分布遵循中心地原理,与城乡节点体系的靶形分布一致;通达性空间供给与人口和经济需求保持密切耦合,与地形地貌分布具有宏观上的对应性和一致性,空间呈现协同共轭的“〉”型结构。

简介：麦积山石窟所藏《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葬佛舍利》碑，为宋代靖康年间刻。碑文主要介绍了瑞应寺的初建、西魏大统元年修建麦积山、隋文帝时建舍利塔赐瑞应寺及寺院的情况。从中反映出麦积山的兴衰及其历史的变迁状况，为我们研究秦州及麦积山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简介：迷信与信念的区别是一个思想难题,要真正划分两者的界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容易划分并不意味着不能划分。迷信与信念的不同是：迷信没有人类本体高度的根据,而信念有。迷信与信念的区别以是否符合良知为准。公正是人类神圣的大观念。公正在形式上直接体现为对等性。一个不公正的社会,肯定是可詛咒的,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社会,不管它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公正与不公正犹如黑白分明,不待人的智力、知识如何,当下即能判断,屡试不爽。一个人杀人放火后为什么东躲西藏？因为他知道自己必将遭到惩罚。他逍遥法外也许是因为侥幸,而他遭到惩罚则是应有所得。显然,惩罚满足公正的恶有恶报的对等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