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东晋成帝时期的殷融曾提出时有“中兴四佐”。本文通过考证,认为中兴四佐实指晋元帝时代的刁协、刘隗、周顗、戴渊四人。学界传统上依据东晋史料,多以元帝崇尚申韩之术,所任使之心腹唯在刁、刘,而对周顗、戴渊于元帝一朝的政治施为殊少研讨,实则周、戴二人以元帝心腹的角色活跃于政坛当亦甚早。周顗之文化名望仅次于王导,据《世说新语》其人在琅邪王氏之外的主要交集者庾亮、桓彝、郗鉴、谢鲲等均是亲帝室人物,此种政治立场的巧合当非偶然;戴渊因具武干而数次被委以控制地方力量的军事要职,其对于元帝掌握政局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视。中兴四佐缺载于此后的史籍,应当与刁、刘同周、戴在政治、社会风评上的巨大差异,周、戴奉事元帝之政治脉络的隐秘性,以及以王导为首之琅邪王氏势力对于第一次“王敦之乱”话语权的争夺及重塑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存有密切联系。“中兴四佐”的意涵究为“元帝的四位股肱之臣”抑或仅为“元帝时因王敦而罹厄之四臣”,明帝、成帝之世就由于上述原因而在时人观点中各有呈露,同时这两种价值判断均随着政治掣肘和时代移易,先后消逝在东晋的时人谈资与史籍记录中,故而未受到后来治史者应予的注意。
简介:天启、崇祯之间,柳洲词人军始以词派的身份出现,后一直活跃于清初词坛,历时半个多世纪。大致前期以王屋为盟主,后期以曹尔堪为领袖。崇祯九年(1636),随着王屋、钱继章、吴熙、曹尔堪四人《词笺》系列的刊刻问世,该派确立了惟“性情”是从,以“可骚可赋”、“可零可怨”为价值取向的词学主张,拥有了共同宣言,在崇祯词坛与云间词派双峯并峙,各具风采。在王屋、曹尔堪先后主盟下,柳洲词派不仅形成了以“清”为特徵的闲澹秀脱的主导风格,而且率先开启了始于苏轼、盛于南宋的“非本色”的“变调”之风,与陈子龙至清初“本色论”者远绍唐五代北宋的“正体”相并而行,交相推进了明清之际的词坛中兴。
简介:30年代徐要办《天地人》杂志,给朱光潜先后写了两封约稿信。朱光潜便于1936年1月7日夜里给徐写了一封长信,约4000字。因信中谈论了不少问题而颇有价值。朱光潜说:“我常觉得文章只有3种,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再次是向许多人说话。第一种包含诗和大部分纯文学,它自然也有听众,但是作者的用意第一是要发泄自己心中所不能不发泄的,这就是劳伦斯所说的‘为我自己而艺术’。这一类的文章永远是真诚朴素的。第二种包含书信和对话,这是向知心朋友说的……这一类文章的好处是家常而亲切。第三种包含一切公文讲义宣言以至于《治安策》《贾谊论》之类,作者的用意第一是劝
简介:从15世纪到19世纪,惟一与日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朝鲜,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团赴日,这些使团中的文人留下了约四十种类似出使日记的有关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笔谈、唱酬和绘画。这一庞大的文献资料是研究朝鲜与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经济关系的重要史料,在日、韩学界很受关注。可是,这些文献资料至今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看上去只是记录日、朝之间往来的资料,对中国学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本文指出,这些文献资料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呈现了这几个世纪日本与朝鲜的政治关系与文化比赛,也让我们看到在近世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上中国的存在,日朝交往中,无论在政治领域的名分、礼仪、文书上,还是在文化领域的衣冠、风俗、学问、艺术上,现实上的“明清”虽然缺席,但历史上的“中国”却始终在发生影响。因此,在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尽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也可以看到中国在通信使文献中,仿佛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