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董其昌是有明一代最为著名的书家之一.《明史》记述董其昌书法时曾说:"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张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董其昌以其非凡的书法造诣,在明末产生重要的影响.到了清代,因为康熙皇帝的喜好,董其昌书法的影响日见其盛.作为松江地区的书家,董其昌的书法对松江地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深刻.松江地区书家学习董其昌书法蔚然成为风气,这些学习董其昌书风的书家群体中,沈荃、王鸿绪、张照最为著名.梁巘《评书帖》云:"董公其昌传执笔法于其邑沈公荃,荃传王公鸿绪,鸿绪传张公照,照传何公国宗,国宗传白下梅君鈔.予学书三十岁,后始缘鈔得其传."沈荃、王鸿绪、张照均为松江人,他们构成了清代初期松江地区的董其昌笔法传承的主线.
简介: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家们越来越强调政策制定应当有可靠的依据,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分析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学科。最开始使用政策分析的主要是国家核心部门,之后其他部门,包括制定文化政策的部门,都开始使用这一方法。政治分析使得文化政策能够产生预计的效果。但是,在确定新的计划和策略以及研究文化政策研究机制时仍然存在许多障碍。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政治倾向对文化政策研究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以下几种观念中:(1)政府经常将艺术完全当做是国际利益的一部分;(2)文化政策没有被当做一种公共政策来看,一般都认为文化政策针对的是文化领域,文化领域中人们的行为是自发的;(3)由于文化领域中各个部分存在显著的功能区别,因而文化是一个特殊的部分,具有自我再制能力,对其进行观察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干扰;(4)文化行政管理需要复杂的管理手续和审计流程,这是社会管理和控制的原则;(5)在对公共资金进行分配的时候,同行审查机制很容易被误用,成为政治家无视文化领域的托辞。本文认为,以上五点导致文化政策过于被动,文化研究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为了去掉文化政策的神秘感,制定文化政策时需要更多的事实依据、数据和其他证据。通过协调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文化活动参与者的内部和外部各个不同部分,能够促进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去分化过程,减小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差距。本文以斯洛文尼亚的现状为例对本观点进行了说明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