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凭单放货要求能否直接适用于记名提单下的无单放货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了较大争议.就实体法而言,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只具有部分强制性,承运人在托运人明确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向记名的收货人无单放货;就冲突法而言,该要求出于保护托运人利益的考虑,不满足作为直接适用的法判断标准的超越标准和公益标准;就比较法而言,虽然有人认为,与之适用情况相类似的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条款应直接适用,但这是缔约国实施国际条约的结果,不构成作为直接适用的法构成要件的一国重大公益的反映,而且司法实践也倾向于否定外国的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条款构成直接适用的法.总之,记名提单下的凭单放货要求不宜视为直接适用的法.
简介: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简介:食品安全风险属性存在现实主义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之分。两类风险属性模式对食品安全风险议题之形成、食品安全标准之制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风险沟通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等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各个环节隐含着不同意义。作为调整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食品法律制度应当从整合两类风险属性模式优势之角度出发来设计,在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理性/科学与民主/公平之间获得睁当的平衡。以此为基础,我国食品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设计“超级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建构以“辩证对话”为核心的分析性和合作式监管程序,注重软法之治并倡导柔性监管措施以及建互并及时更新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超级数据库。
简介:“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成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
简介:二战后,美国以建立双边同盟体系的方式向东亚地区供给安全公共产品,以此构筑了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东亚力量结构加快调整,一方面使东亚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美国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因日益“私物化”而难以满足地区的安全需求,由此导致该地区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在满足地区安全需求和避免中关两种安全产品恶性竞争的基础上,应扮演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者,既要向东亚提供新的安全观念.也要主导建立集体安全合作机制,以缓解地区安全困境,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简介:冷战后,国际安全研究呈现出深化和拓展的发展趋势。批判安全研究从批判理论发展而来并且迎合了深化安全和拓展安全的发展潮流。批判理论不仅与安全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后者重要的思想渊源。此外,批判理论和国际关系激进理论共同促使安全研究者对安全对象和安全领域进行探讨。肯·布斯正是批判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批判安全经历了由人的安全到世界安全的发展历程。具体表现为,他探讨了解放与安全的关系,批判了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质疑了安全概念;在此基础上,以人的安全来重新概念化安全,并且提出建立人类共同体来达到世界安全。其中,他对安全的深化和拓展是以剖析安全背后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在批判安全研究的阵营中颇为独树一帜。他提出用解放的政治来建立人类共同体,一方面迎合了深化安全和拓展安全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又标志着由人的安全发展到世界安全在实践层面的进步。所以,他的批判安全研究经历了人的安全到世界安全两个阶段的发展;他的思想既具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层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