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面对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形势,列宁包容吸纳国内外社会民主党人关于“集中制”的批判意见,努力适应社会民主党工作环境新变化,吸收借鉴工人、农民、士兵苏维埃组织罢工运动、号召反抗压迫、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勇挑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重担,自觉推动集中制思想发展成为“民主(的)集中制”思想。“民主(的)集中制”思想,有利于消除党内思想分歧,应对党内分裂行动,摆脱党内组织危机,保存、巩固和扩大党的力量,鼓动发动俄国工人运动,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特殊的时代背景、丰厚的精髓要义。
简介:在“一国两制”实践方面,澳门与香港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经验具有自身特色。这表现在有机结合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维护宪法与基本法作为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地位,积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以及积极推行国民教育等多个方面。新时代,澳门实践“一国两制”面临国内外激进与分裂势力开始介入澳门治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仍需要创造条件,廉政建设仍需加强,对实践“一国两制”成功经验的研究不充分等问题。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可采取凝聚与培养爱国爱澳力量,加大国民教育、宪法与基本法宣传教育,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依法推进廉政建设和廉洁政府生成,助推澳门法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繁荣澳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实践的理论研究等路径。深化和丰富“一国两制”的澳门实践及其理论,有利于为新时代“一国两制”基本方略贡献经验和智慧。
简介:学徒制乃是一种旧式的教育制度,兼具技艺传承和雇佣劳动双重属性。传统学徒制采用'干中学'的教育模式,使学徒从实践中学习,学习到的知识在实践中活学活用,学徒通过投贴拜师学习技艺、建立业缘人际关系网、积累独立经营的智识,业师则向学徒传授技艺、培养后备人才、获得廉价劳动力。近代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冲击,削弱了传统师徒关系的人身依附性,工商业将学徒视为廉价劳动力,大量雇佣学徒降低用工成本,导致技艺传承的功能缺位。为了填补这一制度功能缺位,国民政府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学徒制度,社会教育机构兴办艺徒学校和补习学校增进学徒智识,其深层意义在于塑造'学徒'新的社会身份。尽管'学徒工人化'现象通过新制度规范和社会化努力在短期内难以被杜绝,但这种'人'属性的改变是一种重大的社会进步。
简介:河长制作为一项中央自上而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水环境治理创新举措,旨在形成河长领治、上下同治、部门联治、全民群治、水陆共治的治水新格局,但其在基层的运作中却遭遇了上下层级协同的不力、跨部门协同的困顿、政社协同的尴尬,以及协同治理手段的阙如与失当等一系列困境。究其根源,从价值的角度看,源于内部协作的信任基础薄弱以及难以形成共享理解;从结构的角度看,源于双重管理体制的冲突、权责关系的不清以及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结构难以形成;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源于激励机制的缺失、问责机制的扭曲以及跨部门责任风险共担机制的虚化;从技术的角度看,源于机械的计时打卡机制、信息流转的链条过长、培训与平台功能使用的协同配套不足。未来的治水之路,应强化协同治理理念,从河长制走向河长治。
简介: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伴随非公有制经济由弱到强、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也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从不成熟到日臻成熟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及统战工作中进行摸索,既遇到了曲折,也取得了成绩,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的不断扩大,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经历了探索与规范、稳定与深入、丰富与发展、完善与升华等几个阶段,增强了实效性,开创了新局面。当前,梳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发展历程,总结宝贵经验,把握内在规律,对全面推进新时代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简介:最近10多年来,古巴不断更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将闲置的土地承包给个人或合作社,建立非农牧业合作社,扩大个体户和减少国有部门的冗员,是古巴模式更新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三项重要举措。古巴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所提出的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探索成果。古巴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有序健康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也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符合客观规律。新时代,中国应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体现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为人类社会特别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供中国方案。
简介:2019年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促使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秉承“证券制度改革—发行行为合规—监管高效”的改革逻辑,我国各证券市场参与者在注册制试点中应重新审视与建构自身的监管职责:证券监管机构回归到“市场保护者”的角色;证券交易所依照市场发展规律实现行业自律与自我监管;股票发行人的市场义务显著增加;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实现职业化改革等。由此形成一种运行高效且分工明确的证券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并着力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职能主义与效率主义的互动”。
简介: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其中变化最大亦堪称最成功的增量事件,非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莫属。其重大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的显性贡献,还体现在由此带给整个社会诸层面的结构性变化。这离不开非公经济人士与国家层面间的有效互动,其中的重要维度就反映在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总的说,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居主导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存在若干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非公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如何理解并恰当处理我国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已是一个亟待再考量的重要课题。本文选择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其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的二维合法性机制为分析框架,试图对新时代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引导做一些再思考,以期对推进实践发展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