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治”成为基本治国理念,诉讼文化逐渐向“励讼”转型。国家精英鼓励民众将纠纷交由司法机关解决,不仅努力树立“诉讼”在纠纷解决机制中至高无上的排他性权威,还将“诉讼”与“权利意识”相联系,参与诉讼是权利意识高的表现。一在”法治”的治理理念和“励讼”的价值取向作用下,社会舆论和诉讼制度也发生转变。在普法运动中,国家精英一方面将法律武器交给民众,另一方面努力使民众懂得并敢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权。王海现象和一元钱官司在媒体上被赋予崇高的社会意义,法制栏目也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纠纷来指导民众该如何打官司,破除民众的传统诉讼观念。诉讼制度方面,在“司法为民”“诉讼使民”观念的引导下,中国的诉讼制度不断便民化、便利化,努力使诉讼成为民众可便利接触的权利救济途径。“励讼”的诉讼文化以及“励讼”强度的变迁为人们提供了理解诉讼率变迁的新思路,“励讼”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
简介:《新京报》10月15日刊登侯虹斌的文章说,10月13日,瑞士瑞信研究院发布第六份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报告研究了过去一年(2014年年中到2015年年中)全球财富的变化情况。报告显示,中国取代日本成全球第二富裕国家,中产阶级达1.09亿人。报告以美国作为基准国家,以拥有5万至50万美元的财富(2015年年中)来界定中产阶级成年人。其实,许多机构都曾出台过“中产标准”。比如,前几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做过报告,定义中国中产阶级是那些年收入(按购买力算)在1.35万到5.39万美元(约合9万到36万元人民币)间的人;而国家统计局则将中产阶级定义为年收入在7250~62500美元(约合5万~42万元人民币)间。
简介:宋元时期是乌蛮不断分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宋元王朝对西南地区治理的不断推进,乌蛮等民族也纳入了历史发展的洪流中。学界对宋元时期乌蛮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宋元王朝中央政权对其之统治方面,而对乌蛮与彼时杂处的其他民族的民族关系及其本民族内部关系等揭示不多,研究较为零散而不系统。有宋一代,与之共存的还有乌蛮聚居的大理国及以乌蛮为主体建立的罗殿国、罗氏鬼国、自杞国、特磨国等。因此,乌蛮除了主要分布于大理国辖境内,还有相当部分居于宋与大理国的交界处,因而其民族关系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特点。在蒙元统治西南后,乌蛮等民族被纳入了统一国家的治理之下,乌蛮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元对其之统治与管理的政治关系。随着蒙元对东南亚国家的征战,乌蛮等民族也与外域民族产生了联系。
简介:不确定性是指人们无法准确观测、分析和预见的变化。选择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作为代理变量,分别利用GARCH模型、随机波动模型和马尔科夫机制转移模型等剔除预期的计量经济模型,测度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研究发现: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大的时期主要分布在1993-1995年、1997-2000年、2008-2009年和2010-2011年,分别对应中国市场经济初期、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期。
简介:欧盟通过98/27/EC和2009/22/EC指令建立了以保护消费者“集体利益”为目的、阻止和预防侵害消费者集体利益行为的禁制令制度。该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反映出原告承担财务风险、申请程序耗时过长、不同性质的程序相互交织、裁判的效力不明及执行力不足等一系列困难。中国在消费者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中可借鉴欧盟经验,明确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公共利益”范围,适度开放原告资格并对其公益诉权予以规制,通过诉讼机制确保申请程序便捷高效,通过判决效力的有限扩张协调团体诉讼与消费者个体诉讼的关系,并通过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促进消费者群体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价值的统一。
简介:忽略经济增长模型的合适性及时变特征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测度严重背离现实。根据Solow与Lucas的两类经济增长模型,序贯性构建了6个时变参数经济增长函数。通过贝叶斯推断与MCMC抽样获得刻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变特征,应用模型选择与比较得到相应结论:规模报酬时变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要优于其它5个模型,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提高了经济增长的内源性效率;物质资本弹性、人力资本弹性及溢出效应具有较强上升趋势,对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发挥良好支撑作用;尚未达到递增阶段的规模报酬以及收敛性波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都需审慎解决。
简介:分别利用结合环境管理策略的自然可处置和管理可处置径向DEA方法测度了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00-2011年的合成效率得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地区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均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中部地区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则强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十一五"期间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率相对于"十五"期间无显著变化;中、西部地区"十一五"期间经济效率相对"十五"期间显著下降,而环境效率并无显著变化。结合自然可处置和管理可处置环境管理策略,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应对更严格的环境管制拥有相对较低的机会成本,而中、西部地区为应对"十一五"期间更严格的环境管制不得不控制其经济增长的投入,从而导致经济效率显著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