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环境规制往往从供给侧对不同的产业产生不同的影响,尤其是对能源采用环境规制政策时,会改变不同产业的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的改变深刻影响产业的国际分工。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体系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从工业产业链的上游传导到下游,间接地反映在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本文使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具体测算了诸多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与环境规制强度后发现,污染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排放强度的关系相对于全样本来说相关性更弱,反映出对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强度没有跟上污染排放的强度,这也契合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特点。由于高污染行业一般对应着高税收,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政府,为了短期内进行所谓“跨越”发展,就会重点支持这类行业,无疑增强了污染型行业的比较优势。由于污染型行业的共同特点是高耗能,合理的节能环保规制政策能够降低这些行业的污染,随之而来的是各个行业竞争力的变动,并对产业结构产生改变。需要更合理地进行节能政策的设计,促进产业生产技术进步和要素替代而没有发生污染成本产业链条间的简单转移,将是今后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简介:基于2010—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评价的样本,通过混合效应的Logistic模型探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对审计意见偏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企业内部控制实施评价和审计之后,得到评价程度较高的企业出现审计意见偏离真实情况的概率更小。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实施内部控制评价程序会增强原有审计业务资源投入减少审计意见偏差的趋势,以及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带来审计意见偏差增大的趋势。事务所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评价测量了企业报告真实情况的环境,减少了审计意见偏差的产生,通过业务资源的"溢出效应"和认知资源的"补充效应"降低了审计意见偏差产生的概率。
简介:基于对长三角地区191家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严厉性、灵活性和稳定性等设计特征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相互沟通型环境规制的交互对企业生态创新的驱动机理。研究表明:(1)严厉性对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灵活性和稳定性只对清洁生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严厉性与相互沟通型环境规制的交互对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严厉性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交互只对末端治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严厉性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交互对末端治理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灵活性与相互沟通型环境规制的交互对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灵活性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交互对企业清洁生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4)稳定性与相互沟通型环境规制的交互对清洁生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稳定性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交互对末端治理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简介:高度关注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选址的共识。进一步的研究需考虑营商环境的子类因素、非对称制度距离及企业投资动机差异等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OFDI)投资选址的影响。利用2003-2015年中国OFDI企业对世界上176个经济体的投资项目数据,在控制东道国正式制度环境的前提下,实证研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OFDI企业倾向于在整体营商环境更好的国家投资选址,特别是针对弱势制度国家的投资对营商环境便利度更加敏感;我国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企业选址表现出对营商环境便利度不同子类指标的"异质性偏好":资源开发型OFDI偏好办理施工许可证和保护投资者的便利度;商贸服务型OFDI偏好执行合同的便利度;当地生产型OFDI偏好缴纳税款和执行合同的便利度;技术研发型OFDI偏好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因此,完善我国"走出去"公共服务,开展国别营商环境评估工作,并针对不同投资动机OFDI推行差异化的扶持政策,有助于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有序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