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区域。从城乡规划与建设的视角对该时期的相关史料进行挖掘梳理,利用现代规划手法,以边区城镇体系为切入点,对当时的城镇体系规划与建设进行分析与解读。研究发现,受困于当时艰苦的战时环境和多变的管辖范围,边区政府虽未颁布系统明确的城镇体系规划和建设文件,但通过一系列施政方针的颁布与实施,利用有限条件,进行了大量城镇建设工作,培育了新的集镇乡村,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城镇化转移,重构了边区产业空间布局,建立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城镇体系雏形。作为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时期与地域,陕甘宁边区城镇体系规划与建设的整体构想具有应对战时需求的典型特征,这些规划建设工作,一方面巩固了抗日战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基础,有力支持了作战行动;另一方面也对后续接管城市建设工作进行了大胆试验与探索,具有一定的先行引导作用。今天陕甘宁老区的城镇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当时建设的延续与发展。
简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边疆地方实力派关系复杂,中央力量在西南边疆十分薄弱。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虽然组织专家对西南边疆的相关实业进行了规划,但鲜有实践行为。国府西迁后,国民政府中央力量从政治、军事、经济各领域全方位渗入西南边疆,沿海或内地工矿企业的迁入,成为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实业发展的显著内容。由于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不断反复,加以地理环境、文化、交通、实力等因素的限制,国民政府对于西藏地区社会经济的规划更多集中于开发西藏的交通建设方面,较少涉及其他层面。蒙藏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实业发展拟制的初步规划,是近代以来中央政府机构从政府层面做出的关于西南边疆实业开发的第一次较系统的考察,虽限于当时中国客观的政治环境未有全面实施或贯彻,但客观上可为后来者审视西南边疆的资源、经济发展等问题提供了基础。沿海工矿企业内迁的行为促进了西南边疆近代工业经济水平的发展,但这一非常态经济行为的战时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并没有实现西南边疆近代工业经济的根本改观。
简介:政府空间治理对地方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西方学界在解释国家治理时有三个重要学说: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福柯学说,但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政府治理结构。中国治理结构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多个层次,各层次的行为能力和权力空间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调节财税杠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进行地方治理模式创新。同时,地方政府积极争取成为由中央政府批准的特殊经济区,对本地制度环境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促进地方产业发展。本文以重庆市为例,结合6次深入调研,探讨政府如何通过财税、土地等多项改革,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创造差异化治理环境,以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积极响应。
简介:1937年12月至1949年10月,在民族多难、国家危亡的背景下,九世班禅圆寂后的致祭、部属安置、法体返藏、灵童寻访和十世班禅坐床不仅是西藏地方和国民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西藏地方因班禅方面与达赖系统、噶厦的分歧、斗争而出现复杂的情况,相关事务涉及青海、西康等邻近省份及其地方势力,而且英帝国主义也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干预。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在九世班禅圆寂后把致祭、转世等事务置于治理西藏、维护西南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大方略"之中,有关政策、措施与当时中央政府有关治藏、安边的其他政策、措施相互协调,努力稳定西南边疆局势、维护国家统一。而且,国民政府在九世班禅圆寂后把褒扬、奖励与法制约束结合起来,对于爱国的班禅系统给予明确支持、有力保护,又不放松管理,从而有效地激励了西藏地方的爱国力量。在处置九世班禅灵童寻访、十世班禅坐床时,国民政府坚持把宗教仪轨与历史定制结合起来,坚决维护中央政府的主导性和权威性,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变化中有力地维护了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