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正>中国是竹的故乡。被誉为世界上面积最大、品种最齐全的竹子王国的安吉县,就有竹种250余种,占全国现有竹种的三分之二。据《中国植物志》记载,我国竹种是世界竹种的三分之二。竹的生长历史十分久远,分布广阔。据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距今3千—5千年时,黄河流域平均气温约比今高2℃,冬季气温高3—5℃。相当于今长江流域的气温。古代黄河流域气候湿润,是竹的重要生长区。《史记·货殖列传》在叙

简介：因为教授民间文学的关系，我重点关注了四大民间传说在山东流传的情况，前几年曾作过沂源牛郎织女传说调查和微山梁祝传说调查，也写过几篇小文章。这次我到淄河镇去了四天，调查了九个村，了解到淄河这一带孟姜女传说流传的口头文本极富特色。

简介：<正>明太祖朱元璋定下八股取士的制度之后,八股文耗尽了读书人的精力.成为治国强邦,或为升官发财,都埋头攻读四书五经,期望科举考试中能高榜得中.文人著述也以对经书意义的阐发为正途,或者写诗作文相互酬答,只是在笔记小说里偶尔记一下社会风俗,至于记载风俗的专著,尤其是饮食方面的著作则是凤毛麟角.明代中叶,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宋诩和他的儿子宋公望编写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明代饮食著作,名为《竹屿山房杂部》,现存三十二卷.养生部六卷、燕闲部二卷、树畜部四卷为宋诩所著,种植部十卷、尊生部十卷为宋公望编写.宋氏父子的著述虽然有些门类相同,但是具体内容并不重复.就以养生部的茶制和尊生部的茶部来讲,养生与尊生同为“摄养身心,以期保健延年”之意,又都是专门记载饮茶的小类,但前者讲打水、煮茶、一般花茶的制作,适宜饮茶时吃的果品和茶点;后者则介绍合足味茶、孩儿香茶等特殊茶水的煮制方法.在唐代陆羽《茶经》之后,茶的专著竞相

简介：<正>唐初,居住在洱海周围及祥云、凤仪、永仁、姚安、大姚、永胜一带的“西洱河蛮”,有一套与当地社会道德、风尚、礼仪息息相关的原始习惯规范。原始习惯规范以社会为文化背景表现为具有“社会意志”的风俗习惯,以国家存在为前提,又表现为具有“国家意志”的法律规范。唐初,“西洱河蛮“还处於“各据山川,无大君长,不相役属”的部族社会,没有统一的政权,更没有警察、法庭、监狱等强制性的机构来认可习惯规范。故“西洱河蛮”的原始习惯规范还不可能真正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规范,还处於一种从道德规范向法律规范过渡过程中,靠“礼”和纯朴的民约乡规来体现的阶段,此阶段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

简介：西湖多情,于是有了断桥边许仙和白娘子的凄美传说,有了梁祝的十八相送的痴情,有了苏小小同心难结的哀怨。西湖多雨,于是有了一种以湖命名的伞——西湖绸伞,姹紫嫣红的伞又成就了花前柳下外的另外一种西湖景致。绸伞,给西湖定制的一朵胸花古代的伞又称为＂盖＂,最初是用羽毛做的,后来逐渐被罗绢、油纸替代,油纸伞一直沿用至上世纪六十年代。

简介：作为齐文化发祥地的淄博不仅承载了两千余年的齐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是孟姜女故事的重要传承地，至今仍保存着大量与孟姜女故事相关的民间风物，本地的故事文本呈现出较强的现实性特征。

简介：孟姜女传说的“在地化”研究虽然在研究范式和材料方面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目前的一些“在地化”研究成果多把孟姜女传说置于宏观的中华民族文化与社会背景之中进行分析，极少涉及孟姜女传说文本的微观区域语境，这样就很难注意到传说与民间生活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就很难将传说的内在特征与作为语境的乡土社会做结构性的互文阐释。基于此，本文将以在山东省淄博市淄河镇8村搜集到的22则孟姜女传说文本为例，尝试着将其置于当地村落语境中，从当地村民生活出发予以解读，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乡民对于自身文化文本的理解方式。

简介：皮若蝉蜕解华托象──“尸解”传说透视周俐何谓尸解？晋人葛洪在《抱朴子·论仙》中说：“上土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土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唐末五代杜光庭提出“神仙之道百数，非一途所限，非一法所拘”（《墉城集仙录序》）的仙道多途论...

简介：对于“考古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每个专业的考古学家都会从理论到实践给出一套套系统的说法，并竭尽其能地论证考古学的在诸多重大学术问题上独一无二的价值。但是，考古学家在干什么?他们发现了什么?想什么?如何考古?这些大众心灵永久的渴望，却似乎总是被浓重的神秘所笼罩。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欣喜地发现了一本难得的考古“闲书”，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2月出版的《三峡考古记胜》(一下简称《记胜》)，该书是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和他的硕士研究生黄颖的最新合著。

简介：本文通过对陆河县群众文化活动的基本现状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主要存在的问题有投入不足、机构不健全、专业人才奇缺、创新能力不强等。主要的对策有深化认识、加强领导、加大投入、重视文化队伍建设、创新宣传形式、大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和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等。

简介：明清两朝,由于漕运成为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运河两岸的庙宇建造往往都带有国家与地方共同作用的色彩。除了民间团体不断依托漕工与商贾建构新的神灵之外,皇权对水利的关注也使得他们参与到地方祭祀空间的改造中来。而民间社会也会根据他们的需求对皇权的介入加以利用,体现了当地独有的生态、水利、皇权、官僚体系与民间社会的多元互动关系。运河沿线庙宇皇家化与地方化的过程在苏北皂河镇安澜龙王庙身上有很好的体现,据此可以进一步解读出皇权将地方神庙皇家化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以及民间将皇家庙宇加以地方化的策略与文化逻辑,这两者背后都与治水的实践和对治水的想象存在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