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汉代的尺度,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与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并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而逐步得到深化。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其分析表明,两汉时期日常用尺主要有铜尺、骨尺和木尺,其材质、装饰等既有时代性差异,又有一定的地域性差异,且多作为女性用品陪葬。其时一尺的实际长度,西汉和新莽时期一般为23厘米,东汉一般为23.4厘米,可以视作当时的标准量值。在考古学研究中,应当以此计算和理解汉代器具和建筑物等的尺寸,但又不宜完全拘泥于这个标准量值。因此,考古学研究中需要有科学的"尺度观",即既要运用当时的尺度及其观念对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各种遗迹和遗物进行观察和分析,但在实践中又不宜绝对化。

简介：大遗址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工作已经纳入国家文物保护的重点工作。随着国民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大遗址受到了巨大冲击。要保护好大遗址，必须首先确立“抢救第一”的思想，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依靠多学科专家的有效合作：还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令，坚持遗址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发展，确立可持续的科学保护方式。

简介：岭南建筑作为岭南文化的载体，通过空间形态的不同变化，体现了特有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本文从岭南建筑的建构特征、装饰特征、蕴含的哲学思想等方面入手，分析岭南建筑空间形态的特点和内涵。

简介：在媒介的发展推动下,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发生了衍变,从着重于文化共享过程与风俗传承认同的初始意义,渐变为由媒介科技化介入之后的被表述、被干预的意义呈现。通过现代媒介传播的民俗艺术能够被媒介能动地反映与创造,而媒介技术的影像传播也造成了民俗艺术传播现场感的缺失与人际交流的淡化,媒介科技化与民俗艺术传播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促进关于民俗艺术传播＂意义空间＂的探寻、阐释与反思。

简介：台湾的祭祀圈（信仰圈）理论，为研究汉人民间信仰提供了一个具有参照性的体系架构。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具有完全民间性的特征，这与湄洲岛的妈祖信仰不同。湄洲岛的妈祖信仰空间由本岛十四间妈祖宫与祖庙组成，其祭祀组织可划分为以祖庙为中心的地方性信仰组织与全球性信仰组织。前者具有民间性特征，祖庙作为全岛祭祀中心，与各社区有着紧密的互动联系，中心与地域相叠合；后者则因国家政治、地方形象塑造和旅游经济等外力的介入，形成官方与民间并行的权力结构，本岛社区在祖庙管理中被边缘化，信仰中心浮动于地域之外。

简介：山青水秀、云绕雾罩的皖南，明清以来的民居质朴而典雅、实用而美观；本文着重讨论了徽州民居在庭院的理水与空间布局上的特点，指出建筑与环境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

简介：民间文化是国家文化体系的基石,承载并传递着民族精神。对民间文化的数字化保护,在科技飞速发展、文化传承原生空间受到冲击的时代,尤为重要。《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空间信息系统》不仅继承了数字化存储的优势,而且应用了地理信息系统（GIS）,从而提高了民间文化资源的空间演示效果,增强了科研的可利用性。GIS所具有的整合分析数据的优势,及其突出的空间区位性,为解决数字化时代民间文化整体保存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划分民间文化空间演示类型的基础上,认为数字化过程应该保留语境信息,而空间思维模式所营造的多种演示模型将会是民间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有效途径。

简介：现有的“非遗”保护模式多是基于在现有环境中采取一定手段实现“非遗”和“非遗”传承人的延续。但大的“非遗”保护工程往往是通过一个社区的整体改造,营造适宜“非遗”生存和发展的情境和语境,形成“非遗”集聚社区,实现对“非遗”的集群性保护。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武器,即通过文化空间再造为“非遗”的现代生存与发展恢复适宜的空间与环境。栖霞古镇都村历史风貌恢复与非遗保护工程即以空间生产理论为指导,试图探索对“非遗”进行集群性保护的新路径。这种探索作为一种带有风险的实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简介：战争博物馆作为时间性、空间性与物质性的复合体,通过表征赋予战争记忆以合法性。在为公众提供纪念、默哀空间的同时,在后战争时代一度成为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载体,战争记忆存续与传递的媒介。在全球化进程中,批判的博物馆学与世界主义记忆建构在博物馆内部合流,富有反思精神的战争博物馆致力于超越民族-国家叙事的窠臼,转而突显在战争中被淹没的个体性记忆,并从人权角度思考战争的本质。

简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口述文学受到了中国学人的热情关注，成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发端。在这过程中，1918—1926年的“北大时期”、1926—1929年的“中大时期’’以及1929—1937年的“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时期”，以学术团体、刊物为中心，汇集了众多的学者，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无疑是三个最重要的时期。但是，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