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世界文化史上,再也没有哪两种文化有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关系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来自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汲取。郭沫若曾经指出:“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外族蹂躏,古代的衣冠人物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是因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及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被保存着。例如唐代的宫庭音乐和舞蹈,在中国是失传了的,而在日本却还有保存。有些乐谱被改成五线谱,并灌入了胶片,日本人竟把这些乐舞视为‘国粹’,用来招待外宾”。[1]以至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惊呼:“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2]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海绵般吸收的特性,主要得力于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最明显的莫过于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简介:现有的“非遗”保护模式多是基于在现有环境中采取一定手段实现“非遗”和“非遗”传承人的延续。但大的“非遗”保护工程往往是通过一个社区的整体改造,营造适宜“非遗”生存和发展的情境和语境,形成“非遗”集聚社区,实现对“非遗”的集群性保护。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武器,即通过文化空间再造为“非遗”的现代生存与发展恢复适宜的空间与环境。栖霞古镇都村历史风貌恢复与非遗保护工程即以空间生产理论为指导,试图探索对“非遗”进行集群性保护的新路径。这种探索作为一种带有风险的实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