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曹盖”(或叫“跳曹盖”,一说“咒乌”)和“十二相”(或叫“跳十二相”,一说“咒偶”,也有按白马语直译为“挫喔”),都是我省境内白马藏族一种民俗祭祀舞蹈,也是一种非常有民族特色的木制面具艺术。虽然、曹盖与十二相都是白马藏族的民族习俗,是在春节及春耕、秋收后的祭祀舞蹈,有着浓厚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的色彩,(?)象特征,跳演时不同的习俗与身式,它们不是一种舞蹈和面具艺术,而是属于不同的两种民俗舞蹈和民俗活动。

简介：曹氏家族长期在敦煌地区经营其家族关系。曹氏与索氏联姻后，张议潮成为曹议金的外父王，为曹议金的登台奠定了合法性；一批张氏成员为曾议金在战场上效忠，也成为其他官员的榜样。曹氏联合了敦煌地区的实力派家族，如阎氏、李氏、阴氏、罗氏，曹氏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得到巩固；曹议金大力扶持佛教，利用佛教在敦煌百姓中的影响巩固了政权。曹议金还提拔了一批普通家族的子弟，巩固了基层统治，形成了对豪宗大族力量的遏制。张氏与曹氏政权的交替，实质是家族实力的消长变化。初期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形成了以曹氏家族为中心，各大家族联合统治瓜、沙的政治格局。

简介：1965年4月,永修县罗亭公社义坪大队社员祝先武携带一部分瓷、铜器至江西省博物馆,并说所携之物为古墓所出。为了解出土情况和收集全部遗物,笔者曾到义坪大队作了一次调查工作。此墓位于义坪大队西侧杨家坟的田野里,由于春耕动土,墓室已毁。据了解,墓为砖筑双室合葬,西向。墓壁均用长34、宽16、厚7厘米的素面平砖叠砌,券顶为刀砖砌成。墓志置于双室之间。墓室内还留有朱漆棺具残片,唯殉葬品位置

简介：伯希和在学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欧洲东方史研究领域是出类拔萃的，而且他在日本都享有极高的荣誉。然而，大部分日本学者开始得知“伯希和”这三个字，仅仅是在伯希和从中亚凯旋归来之后。正如敦煌学界所普遍熟悉，伯希和先回到河内，

简介：皇圣卿阙、功曹阙是建于东汉初期的墓前石建筑,由阙基、阙身、斗拱、阙顶四部分组成.本文对两阙的地理位置、建筑形制和画像内容进行了阐述,认为两阙是研究古代历史,特别是建筑史、美术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简介：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向京师一批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北京学界随后公宴伯希和，达成今后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这次公宴时间为1909年9月4日。数十年来中外论著多采用此日期，但该日期明显有悖于其他相关史实。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记录了公宴之事，为确定公宴日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仍属于孤证。2012年12月刊布的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再次将公宴时间锁定在1909年10月4日，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解决了公宴时间问题。本文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讨论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后果，论证了公宴伯希和日期为1909年10月4日的正确性，揭示了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简介：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开窟之风依然盛行。其间曹氏家族及其族属在莫高窟开凿了诸多大型佛窟，所不同的是，部分新建洞窟窟顶四角出现四天王图像，其样式独特，在之前敦煌石窟未见类似案例。四角天王图像的产生，一方面是受西域于阗佛教思想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与当时曹氏内忧外患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其特殊形制既表达了一定的宗教思想，也隐合了某种社会世俗意义。

简介：20世纪90年代，从郭沫若先生的后人手中流出一本明末清初书法家宋曹的《重入金陵诗》册页。该册页是宋曹书写的自作诗17首，他于诗中将亲眼目睹的明清易鼎后南京的变化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同时，其书法浑厚凝重而又挥洒自如，拙朴稚涩而又超逸隽美，雄健刚劲而又萧散雅致，格调不凡，与诗文在审美和这意抒情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与和谐。

简介：读了《新疆钱币》2000年第1期张希彪先生的《浅谈一枚光绪通宝库十背一月红铜钱》，感到《张文》所介绍的钱很普通。经与几位红钱爱好者商讨，都有同感，主要有以下几点。

简介：《辛酉年（901）归义军都押衙曹光嗣牒》粘贴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佛说无量寿经残卷》的背面，文书揭示了归义军时期中央王朝与敦煌归义军政权之间的政治事件，就是901年二月唐朝中央往敦煌归义军政权派出一个使团，这也是唐朝在极其衰落的情况下派出的使团，足见中央政权对归义军政权有着巨大的影响。

简介：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