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科尔沁草原牧地辽阔,土地肥沃。自古以来,这里的人民主要从事牧业,清代以来逐渐发展起农业,人口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科尔沁草原上的歌,除了属于仪式歌之类的宴歌、婚礼歌、安代舞的歌词之外,则以叙事歌为其主流。宴歌、婚礼歌、安代舞等属于仪式歌这类的歌,在科尔沁草原上相当多,而且大多是成套的,形成了套曲。尤其“安代”,是舞蹈、诗歌、音乐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其歌词丰富多彩。叙事歌,又叫故事歌,通常称为民间叙事诗。尤其是把叙事歌中属于文学部分的歌词记录下来,供阅读用,便只可称作民间叙事诗了。在科尔沁草原上,民间叙事诗十分发达,可以说形成了一个丰富灿烂的民间叙事诗群。那些民间叙事诗中的宏篇巨作自不必说,即便短歌也大多是有故事有情节的,纯粹的抒情之作比较少见。稍作考察便可发现,许多短歌是长篇叙事诗在流传过程中被人们遗忘而残留下来的片断,有的则是在流传过程中分离出来的段落又得到发展而形成的。正由于科尔沁的歌重在叙事,所以在演唱上几乎不见长调,更无丰富优美的装饰音。科尔沁民间诗歌,内容丰富多彩,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形式完美而独特。而民间叙事诗则是吸收了各种类别的歌的长处,在广阔的...

简介：蒙古博,是蒙古民族最早信奉的一种原始多神教。研究者们则称为“萨满”教。“萨满”（亦作“珊蛮”）源于通古斯———满语的汉译音,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而蒙古人自己则称之为“博”、“孛格”、“孛格斯”（复数）,或者叫“孛额”,所以便有蒙古“孛额教”、“博信仰”之说。《蒙古秘史》中对蒙古萨满的记载,亦是以“博”的名称出现的。按照德国学者海西希的意见,“孛格”这个词就是古老的蒙古尊称“别乞”,这里也仅备一说吧。在我们对近代科尔沁博的调查中,他们都是自称为“博”的,相当多数的人根本不知对他们还有“萨满”这一称呼。应当提及的是,科尔沁草原对“女博”有一专用称呼———“渥都干”。据《蒙鞑备录》载:“君等须知其信仰如下所云:彼等有神名称‘纳赤该’,谓是地神,而佑其子女牲畜田麦者,大受礼敬。各置一神于家,用毡同布制做神像,并制神妻、神子之像,位神妻于神左。神子之像全与神同。食时取肥肉涂于神及神妻、神子之口,已而取肉羹散之家门外,谓神及神之家庭由是得食。”值得研究的是,在《普兰·迦尔宾行纪》中称“额托嘎”。《元史》称地神作“额客额秃格捏”。据蒙古国学者车·达赖说,蒙语“额都”这个词根的...

简介：在辽阔的科尔沁草原上,勤劳勇敢、豁达质朴的蒙古族劳动人民世代生息,不仅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而且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其中,民间器乐曲就是那绚丽多彩的草原艺苑中的一朵鲜花。它具有独特而鲜明的蒙古风格,典型而突出的草原特色,完美而多样艺术形式。它之所以久奏不衰、久传不息,是因为它在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酿就了自己的个性特征。科尔沁蒙古族民间器乐曲所使用的乐器主要有拉弦乐器大、中、小四胡、潮尔和弹拨乐器三弦、扬琴等。演奏形式主要是独奏,还有相同乐器或不同乐器的即兴性合奏。第一,曲目来源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对音乐来说也不例外。回看科尔沁草原的历史,自清朝末年开始,生产方式已由单一的牧业转向了以牧为主,或以农为主的半农半牧。生活方式则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改变为定居生活,形成了蒙古民族聚居的村落。而与毗邻的汉族交往之后,又出现了蒙汉杂居的局面以及通婚现象。在这种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风貌以及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下,决定着科尔沁蒙古族民间音乐的内容和形式,当然也决定着蒙古族民间器乐曲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当我们欣赏和分析各类或各首民间器乐曲时,都应该与科尔沁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简介：渊远流长的科尔沁博,起源于蒙古原始氏族社会。伴随着时代发展,它不能不有所变化,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这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是合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所以,近代科尔沁博与蒙古原始氏族社会的博,乃至进入阶级社会初期的蒙古博,均存有许多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我们所接触到的几十位科尔沁博来讲,感觉最明显的是,他们受西藏喇嘛教,汉族道教（巫）的影响相当之深,甚至在他们的起源传说中,也混杂进喇嘛教、道教的神灵与传说。德国专家海西希曾将蒙古族萨满教划分为三种类型:古老的宗教信仰;近期的“混杂”型;最后的“喇嘛教”型（见海西希著《蒙古人的萨满教》）。这是很有见地的。按此划分,我们今天所见,绝大多数属后者。如果大体划分一下时代,恐怕七世纪至成吉思汗时代,多为“混杂型”,之前,则为原始宗教型。所以,我们使用“近代科尔沁博”这一概念,其意就在于分清楚它的时代与地区的主要特征。但是,万变难离其宗。不管近代科尔沁博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多么大,融进其他宗教因素多么多,毕竟没有改变自己的宗教本质,仍然以自己的多神教特点独立于蒙古族的宗教之林。所以,我们从近代科尔沁博中仍可看到蒙古原始宗教...

简介：蒙古族乌日图道长调根植于蒙古族草原游牧文明,是蒙古民族重要的文化代表形式,蕴含着浓厚的蒙古族文化精神,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作被称为"草原活化石"的蒙古族乌日图道长调民歌正面临着新的生存危机。如何在进一步认识蒙古族乌日图道长调民歌的生存环境与价值基础上,传承与保护这一优秀的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之在游牧文化日益遭受现代化进程冲击下得到传承、保护与发展,是解决蒙古族乌日图道长调民歌生存与发展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