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杨匡汉坚决主张本土化—但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是将他者包客进来,在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本土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重新解读,以形成当代表述形式并对全球化产生的“反冲击”。孟繁华认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已被渐次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他者的概念群,构成丁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两难处境,但经过整合与重建,必有新成果涌现出来。金惠敏认为“回到主体”的对话,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预设的原始主体的前提上成为可能、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认。“如果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那么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中徘徊的则是防御型的帝国主义”。李Jun平认为,“本土化”不如“本土性”确切,因为前者试图“化”一切而显出霸气而后者只是提醒别忘记本土特点因而显得平和一些。“全球化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问题意味着既要从Universal(世界的、普遍的)角度,也要从Manifold(多样的)或Varied-dimension(多维的)角度,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考虑进去。王钦峰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构“本土”,认为“本土化”的号召力是以民族文化的过去为基础的,其情感成份多而理性成分少,它可能把国家或民族推到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林衡勋认为,现当代中国学者文论著作虽多,但大都采用“西方文论在中国”而不是“中国文论在世界”的方式。张喜洋通过解析奈保尔个案,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文化上的全球性事件,实质是要求多种多样的“本土”文化去参予。杨Yang告诚人们注意“本土化”口号背后可能潜藏的极端民族主义。蒋淑娴强调以世界眼光、本土意识重建当代文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味消解。殷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欧化”实际�
简介:关于文学死亡的话题,已经成为众人激烈争论的焦点。这场遍及全球的争论,映射了文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但文学终结并非危言耸听的预言,而是一种严酷的现实。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多丽丝·菜辛,这位88岁高龄的英国女作家,代表了20世纪最后的文学精神。她是一枚被瑞典皇家委员会发现的化石,曾在20世纪中叶成为女权主义文学的激进代表,但其近15年来的作品,却遭到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的激烈抨击,认为它们只具有四流水准,完全不具备原创的能力。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诺贝尔奖项中,只有文学奖面临着二流化的指责,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唯一原因,就是文学自身的全球性衰退。这种现状,验证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批评家关于“文学衰竭”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