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和人文之争中人文主义立场的坚定者,威廉·伯恩巴克以其颇有原创性的广告思想和方法影响几代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为深入了解伯恩巴克的思想价值,文章将伯恩巴克的生平轶事、广告作品及文案、他人著作、访谈演讲等资料重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语境下,对其广告思想进行解读、梳理、提炼,试图诠释伯恩巴克的广告思想及其研究价值。研究发现:首先,伯恩巴克存疑技术是否能还原价值,'排斥科学'并非对科学技术的全盘摒弃,只为警惕科学技术宰制人们的生活,只为坚定广告本身即可实现强大价值、洞悉人的本性。其次,伯恩巴克重视人、产品、广告之间的效用关系,不流于实用主义的功利性导向,将对受众日常生活经验的捕捉转化成创造性的广告文案和设计元素,将广告作为推进产品真正适用于消费者的服务。最后,伯恩巴克期盼在人性、广告价值、社会发展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从给予人的需求和产品特质出发,认定结合人文性、艺术性、创意性能避免广告成为'操控人们'的工具,'人的主体性'在科学进步甚至时代变迁中亦可保持下去。
简介:20世纪初,'有闻必录'成为新闻从业者信奉不疑的报道原则,此后风行数十年。逻辑上讲,无论是晚清还是当下,新闻实践活动皆不可能做到'有闻'则'必录'。那么,这样一个字面上不合常理的言说,何以构成近代新闻业极具影响的职业理念?研究指出,'戊戌'之后,政权当局开始强势干预新闻界各项职业活动,从业者日益感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面对此景,'有闻必录'被新闻界极力呼喊,意在争取'有闻'就可以'必录'的自主性运作空间。加之彼时西方'言论自由'观的传布扩散,更使新闻界此番抗争增添了思想上的正当性基础。该时期,'有闻必录'实际上转变成了'言论自由'的操作性表达,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以'职权'对抗'政权'的行业诉求,并由此迫使清季民初的政界力量有所收敛。文章认为,'有闻必录'之奠定,彰显了近代新闻界在政治干预下展开弱势抗争的职业心态,且此种心态长期存在于民国中后期的新闻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