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邮票作为一种将信息内容、渠道与受众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图像传播媒介和政府主导发行的有价经济凭证,从诞生伊始就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政治意义,邮票图像的政治传播功能也远远早于它的文化、艺术和审美功能。在140年的中国邮票发行史中,邮票的图像政治传播功能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的演进历程。晚清由于封建王权的诸多禁锢,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仅仅局限为政权的符号象征;中华民国创立之后,政府在延续邮票图像政治符号功能的同时,宣传功能也开始萌芽、发展,之后由于多个割据政权的并存,这些政权充分利用邮票这一媒介进一步强化了其图像宣传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工作方法'思想指导下,邮票图像的宣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传播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领域方针、政策、路线的有力媒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政策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邮票的文化、艺术功能开始全面发展和繁荣,但这并不意味着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减弱或消弭,而是演绎为一种具有更加成熟政治语义的图像媒介。
简介:在美国,新闻媒体依靠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力,成为与政府、国会、最高法院配合行动的“政府的第四部门”,影响着美国的政治政策乃至政治结构,它们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同时,也依赖于政治、受制于政治权力。一、美国法律与新闻媒体美国是一个强调民主与自由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新闻媒体也享有着宽松而广泛的自由。媒体可以把总统称为“骗子”,也可以将议员称为“猪”,他们可以窥探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政客的隐私,也可以将通过某种渠道所获得的政府机密公诸于世(“五角大楼文件案”)。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胆量,主要还是由于其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美国宪法和法律的直接保护。
简介:中国人对死亡有着诸多忌讳,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将死亡从私人领域隔离开来,但是权力并未因死亡而停止对死者和社会进行规训,不断地将死亡拉回到公共空间。古典时期,在“家国天下”的秩序下,权力分别从“实体”的制度、法律以及从“天命观”的伦理、道德层面进入死亡,将死亡政治化,使得死亡能够在公共领域堂而皇之地呈现。现代时期,“家国天下”的秩序被破除,民族国家的观念被引入后,社会与国家成为新的两极,媒介勾连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演变出“社会媒介国家”这一新秩序。此时伦理、道德一极的死亡被科学话语、殡葬改革革除,而权力也开始从前台退场和隐藏,但权力又在媒介的遮掩下将死亡再次政治化并使死亡得以重返公共领域。
简介:作为政治信息流通、政治主体交互的主渠道,政治传播在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建构与政治实践,同样赋予了政治传播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以新定位、新角色。政治传播只有跳出单一、单向的国家逻辑,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深刻反思并系统优化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术的政治宣传,着力解决政治信息单向流通、回馈乏力、传受不均等现实问题,努力构建多元、系统、现代的政治传播体系,深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对话,积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有效促进公共领域建设,才能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求最具优化效应的'中间点',在根本上推动以'平等对话、多元协商、社会共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
简介:20世纪初,'有闻必录'成为新闻从业者信奉不疑的报道原则,此后风行数十年。逻辑上讲,无论是晚清还是当下,新闻实践活动皆不可能做到'有闻'则'必录'。那么,这样一个字面上不合常理的言说,何以构成近代新闻业极具影响的职业理念?研究指出,'戊戌'之后,政权当局开始强势干预新闻界各项职业活动,从业者日益感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面对此景,'有闻必录'被新闻界极力呼喊,意在争取'有闻'就可以'必录'的自主性运作空间。加之彼时西方'言论自由'观的传布扩散,更使新闻界此番抗争增添了思想上的正当性基础。该时期,'有闻必录'实际上转变成了'言论自由'的操作性表达,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以'职权'对抗'政权'的行业诉求,并由此迫使清季民初的政界力量有所收敛。文章认为,'有闻必录'之奠定,彰显了近代新闻界在政治干预下展开弱势抗争的职业心态,且此种心态长期存在于民国中后期的新闻实践中。
简介: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现象与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更是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常态化现象。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及对传统的政治传播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文章以微博为例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讨论社交媒体使用以及社交媒体用户呈现的网民心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并对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个体型和群体型的划分。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偏好、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引导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不能忽视社交媒体及其网民心态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