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目前关于精神鉴定启动的设置，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的当事人启动制，也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官启动制有差异，而是一种扩大化了的“司法官启动制”，即公检法三机关都拥有鉴定启动的决定权，而当事人则仅有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由此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精神鉴定启动难或多次重复鉴定等不合理现象的发生。鉴于此，有必要赋予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初次精神鉴定的申请权与救济权，并应进一步明确强制启动精神鉴定的情形。

简介：检察机关开展电子证据鉴定工作意义重大，面对的问题也很复杂，通过检察机关的探索，寻求解决办法，为电子证据的认定、法律定位、鉴定程序打下基础。

简介：关于贪污案件鉴定中如何表述司法会计鉴定结论若干问题的探讨于朝在我国，司法会计鉴定被司法机关用于侦查、审理贪污案件已有多年。但时至今日，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如何表述结论的问题，却始终未能统一认识和作法。本文试就与这一问题有关的诸多认识与作法，作一阐...

简介：

简介：现行刑事诉讼中，对刑事被告人的精神病鉴定权赋予了司法机关，当事人只能向司法机关申请鉴定而无权自行进行鉴定并将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这种鉴定体制有违“程序参与原则”、“程序对等原则”、“中立原则”等正当程序原则，未来可借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精神病鉴定合理因素，将精神病鉴定权赋予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并规定在当事人自行聘请鉴定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时，负举证责任。

简介：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中除具有其他证据共有的功能,即司法办案人员借以查明案件事实,认定案件性质之外,还以其专门的、特殊的判断和认定方式,使初步具有证明作用的案件材料呈现出特有的证明力。司法实践中,由于办案人员认知方法、法律素质和对案件的理性思考等方面存在差异,对鉴定结论的认识、理解和最终评判、认定都是不同的。由于对鉴定结论所持的态度不同,案件的最终处断结果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司法实践所追求的判定结果的同一性、必然性由此会受到挑战。因此,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与认定,确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掌握在一定尺度范围内,实为提高办案质量、提升办案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优化诉讼环境、稳定诉讼秩序所必需。

简介：司法鉴定人负责制既是一项管理制度又是一项证据制度,本文从科学技术与法律角度界定了鉴定人负责制的含义与表现,分析论证了鉴定活动的科学属性、鉴定结论(意见)的证据要求、外国立法惯例与我国司法鉴定实践基础作为这一制度立法依据的具体原因,根据我国当前情况设计了实施该制度的六项措施.最后,强调了鉴定人负责制与鉴定活动接受监督的关系,勾画了鉴定人应予接受监督的范围.

简介：沿用“鉴定意见”法律称谓的“两个证据规定”规制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体现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价值取向。相比于两大法系司法鉴定（专家证言）证据能力规则体系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决定》，“两个证据规定”运用逆向的方法，通过鉴定证据排除规则初步构建了我国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规则体系，对作为刑事诉讼中的鉴定意见进行系统规制。而要实现司法鉴定的应然价值，就必须依据现有的规则体系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判断，以阻断冤假错案的发生。

简介：食品的范围除应以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判断外，还应当考虑行政法规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是一般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依行政法规的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属于食品原料的范围。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法条竞合关系，不应比较两罪的量刑轻重，而应当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一特殊罪名论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两罪的区分关键在于客观上投入毒害性物质行为是否发生在食物的生产过程中。对违法研制、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的非食品原料或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饲料等行为的定性，应当依照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罪名。可以考虑增设研发、生产、销售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添加剂罪。

简介：在对刑法公共安全的理解上，以往的多种见解都遵循着一个前提性判断：刑法中的公共安全有一个统一的内涵。正是因为这一前提判断的偏差，导致了以往的多种观点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在对“公共”的理解上，无论是主张其为不特定多数人、多数人、不特定人抑或是不特定或多数人，都难以自圆其说；在对“安全”的理解上，无论是主张所有的重大公私财产都属于公共安全，还是认为只有重大的公众财产才属于公共安全，抑或将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纳入安全的范畴，都会捉襟见肘。由于兼顾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的立法理念和类型建构的立法技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中的适用，刑法中的公共安全具有多元的规范内涵。

简介：伯纳德·哈考特在《危害性原则的崩溃》一文中提出，危害性原则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失去了其自由保障机能，正处于崩溃状态。劳东燕通过对中国现状的考察，写成《危害性原则的当代命运》一文，指出在中国刑事司法日益政治化，危害性原则正陷入困境。实际上，危害性原则崩溃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凭借风险控制的正当理由不断蚕食公民自由，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如何处理公共政策同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实体法意义上的标准难以客观化，外部的法制构建也许更有建设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