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行刑法治的价值结构重心在于保障罪犯人权而非维护行刑秩序,不同法律渊源组成的开放、动态和稳定的行刑法律体系是行刑法治工程的根基和保障,廓清和剖析行刑法治的途径为行刑法治的深层次推进创造了前提条件.

简介：民俗习惯作为文化秩序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因素。适用民俗习惯解决民事纠纷，是私法自治的本质要求，立法局限的必要补充，权利救济的现实选择，秩序维护的内在要求；我国传统社会历来重视民俗习惯，在立法上以其为本，司法中以其为源，通过调处息讼，力求情理兼顾，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司法中适当运用民俗习惯，可增强司法的灵活度、公信度和认可度。

简介：传统公司法理论和立法旨在突出公司的营利责任，而视忽了公司的社会责任，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从实际出发，分析了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公司社会责任已势在必行。

简介：近年来我国个体极端犯罪频繁发生,个体极端犯罪正成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威胁之一。社会转型期中的各种矛盾、压力是导致个人极端犯罪的外在因素,犯罪人的人格缺陷是个体极端犯罪产生的内在原因。个体极端犯罪的动机类型有:谋求经济利益;厌世自杀;报复特定对象;报复社会;激情型;制造个人影响,寻求刺激;复合型动机等。

简介：不当起诉不仅会严重破坏公民的正常生活，而且会使国家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陷于混乱。为了防止公诉权滥用，保障犯罪嫌疑人免受不当起诉，提起公诉必须具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涉嫌指控的犯罪。“仅有嫌疑不足以授权国家超越自然权利干涉公民的生活，将他们送交审判。”而且，“没有社会能够忍受一个如此无情的法定起诉原则：无论指控证据多么薄弱，检察官都需要对每一个案件提起公诉。”

简介：本文在阐明法治国家的历史前提、历史岗位等基本问题上，着重论述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转化的哲学原理、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及其作用机理。

简介：行政法上的公开原则在制度构建上分为政府信息公开和卷宗阅览两种制度，两者之间有较为清晰的界限与内涵。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其规范内容上涵盖了信息公开和卷宗阅览两个方面。在具体构建时，政府主动公开信息与公众阅览权在同一概念上进行使用。政府依申请公开原则上应对所有人公开，例外则限于法定的利害关系人，由于条例明确了“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的限制性条件，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在实践中等同于个案卷宗阅览，大大缩小了申请主体的范围。我国立法是在同一概念上来使用信息公开与卷宗阅览的，并没有作出严格的界限划分。

简介：设立统一的监察委员会，对于深入推进我国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它既是巩固我国民主体制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我国法治反腐的重要步骤，是提升反腐法治效益的重要手段。设立监察委员会在我国有坚实的宪制基础，符合人民主权原则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符合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我国宪法的具体条款也为设立监察委员会预留了制度空间。我国设立监察委员会将按照试点改革、修宪立法、全面推开的步骤逐步实现，亦应加强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约。

简介：近现代宪政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法律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古代宪政文化要素在近现代的高度整合的结晶，是西方宪政文明发展的近现代形态。因此，要全面把握近现代宪政的内在本质、生成机制，必须深入探讨近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和发展的深刻的历史文化机理，从而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启迪。

简介：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①被学界和实务界认为是破解行政审判难题的重要突破口。随着建设法治政府进程的日益加快。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已渐近制度化。但是。要使之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完善的运行机制、有力的效果保障。成为一个成熟而稳定的制度，尚需在对其现状作出客观分析和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揭示其积极意义和现实可能性。特别是要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主体、情形、程序制约、庭后总结、监督以及建立行政机关与法院的联动机制等问题上进行认真的研究。这无论是对于已经列入立法规划的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还是对于实践层面的需要来讲，都显得非常的紧迫。

简介：一、“钳剪痕迹”概念质疑目前,多数工具痕迹学教材和论文在分析钢丝钳和剪刀破坏客体形成的痕迹时使用“钳剪痕迹”这一概念,指罪犯利用钳剪刃口施行剪切作用破坏客体时在接触部位出现的变形,其外延包括钢丝钳的钳切痕迹和剪刀的剪切痕迹;分析受力时对钳切与剪切过程均应用材料力学中剪切变形的理论和实用计算方法,认为刃口给承痕客体施加的力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线平行且相距很近的两个力,在此二力作用下承痕客体产生剪切痕迹,并应用了剪应力的计算公式:

简介：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和解制度，但刑事和解制度在理论上存在诸多逻辑缺陷：和解与刑事领域公法性的冲突；依据可能判处的刑罚决定是否能够和解是典型的由果导因的错误思维方法；被害人得到赔偿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罚相对应，在实质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赔偿能力的比拼，既会导致同案不同罚的结果，也存在对加害人人格歧视的不公平；赔偿的积极与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悔罪以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提高被害人地位与刑事和解制度没有推导逻辑，不能作为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在评价刑事和解制度上，有必要澄清契约自由、个体本位、恢复正义等相关基础概念，进而为反思该制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