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退一赔十”是对我国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误读。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产品责任，客观要件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符合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观要件是食品生产经营者者具有故意。在食品生产经营者均具有故意之时，应对惩罚性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应适时对食品安全法第96条进行修改，将赔偿数额修改为按补偿性赔偿的倍数进行赔偿。

简介：我国《食品安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确立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过于原则性,给法律适用带来一定困难。食品安全民事案件没有规定专门的案由,导致目前立案案由差异较大的现状,应增加＂食品安全责任纠纷＂这一项新的案由,在食品惩罚性赔偿金诉讼中应对消费者的＂生活消费＂这一概念作扩大解释,并进一步明确＂消费者＂的范围,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应满足特定的责任主体、存在主观过错及实施不法行为这三个要件,损害后果并非消费者要求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的构成要件,应在《食品安全法》中进一步完善食品惩罚性赔偿制度。

简介：指导性案例中的那些部分具有指导性？应当如何使用指导性案例？判决书是指导性案例的本体，其中的判决理由、法律说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或判决结果都可以具有指导性。需要仔细辨析判决书中的法律说理和事实认定，并改进判决书的写作。裁判要旨与案例评析是判决书之外具有指导性的部分，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作用；应当规范对裁判要旨和案例评析的制作并超越裁判要旨。在判决书中引用相应的指导性案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法院的科层制结构对指导性案例的使用和指导性的实现具有实际影响；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具有交叉关系；完善对指导性案例的选择和使用需要积累经验、提高能力、增加共识。

简介：食品安全风险属性存在现实主义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之分。两类风险属性模式对食品安全风险议题之形成、食品安全标准之制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风险沟通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等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各个环节隐含着不同意义。作为调整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食品法律制度应当从整合两类风险属性模式优势之角度出发来设计，在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理性／科学与民主／公平之间获得睁当的平衡。以此为基础，我国食品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设计“超级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机关”，建构以“辩证对话”为核心的分析性和合作式监管程序，注重软法之治并倡导柔性监管措施以及建互并及时更新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超级数据库。

简介：调解与仲裁都是以自愿协商为基础的解纷机制。在调解中当事人自始至终控制整个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在仲裁中当事人为纠纷的解决设定了整个程序和实体的规则框架。调解是当事人直接解决纠纷的解纷方式；仲裁是当事人间接解决纠纷的解纷方式。它们都是由状况性因素所左右的解纷机制。

简介：调解与仲裁都是以自愿协商为基础的解纷机制。在调解中当事人自始至终控制整个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在仲裁中当事人为纠纷的解决设定了整个程序和实体的规则框架。因此,可以说,调解是当事人直接解决纠纷的解纷方式;仲裁是当事人间接解决纠纷的解纷方式。然而它们都是由状况性因素所左右的解纷机制。

简介：通过对我国刑法相关规定的扩大解释和体系解释,并考虑到因应社会经济发展,严密法益保护的需要,可以认为财产性利益是我国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在界定财产性利益的外延时,应以无体性、客观财产价值、确定且具体的利益为一般性判定标准;具体到盗窃罪等取得型财产犯罪,还可以特别考虑该财产性利益是否具有可转移性。所有权以及包括在所有权中的其他财产权利、他物权、以请求支付财物为内容的债权,是财产性利益的主要类别能量、商业秘密、虚拟财产、劳务等特殊的无体性存在,或者因为无法脱离其载体而独立存在,或者因为缺乏客观财产价值,或者因为欠缺可转移性,而无法被认定为财产性利益,或者在盗窃罪等取得型财产犯罪的范围内,无法承认其为行为对象。

简介：从“三鹿奶粉”到“瘦肉精”、“染色馒头”事件，一系列典型的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出使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食品从种植养殖到餐饮消费的一系列过程中均有可能受到有害物质的污染，导致食品存在危害，构成食品安全问题．对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作为政府，应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的职责，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政府应承担因疏于管理造成的替代责任，政府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

简介：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概念应舍弃意思要素，是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本文对该观点所依据的几点理由进行了分析，认为有意性仍然是刑法中危害行为的必然要素，并将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有意性与作为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故意与过失区别开来，认为危害行为的有意性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本身所持有的心理态度，而作为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故意与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所持有的心理态度，二者在内容、性质、功能以及法律后果等四方面存有显著的区别。此外，本文还对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归纳分类。

简介：2000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该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但多年来，各级地方性立法机关的立法过程始终是政府部门、人大机关的“专栏”，很少能有来自民间的力量参与。近年来，作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重要立法形式，委托立法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简介：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某些刑事案件由于媒体的报道迅速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从而形成舆论影响司法审判的印象。然而，无论是通过社会舆论表现出来的“民情”还是“民愤”，都是法官在量刑过程中应当考虑的民意。文章通过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法理和司法实践的角度阐明了民意作为量刑依据的正当性，提出这种民意应当是普通民众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前提下根据朴素的正义观念、善恶标准和道德情感对被告人应当如何接受刑事惩罚所形成的意见。文章提出，合理的民意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特征：为“公益”而非“私益”；为“公意”而非“众意”；为“常情”而非“矫情”。

简介：<正>一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它用一种强制性命令,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来规定和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它是一种强制性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它划定那些得到承认或保护的利益的界限,确立调整社会种种利益冲突的规则,它是一种强制性的秩序。

简介：在国际巨额融资实务中，多采用银团贷款或项目融资方式，借款人能否提供充足的担保是银行是否愿意放款的关键。浮动担保虽是一套十分适合于国际银团贷款或项目融资的担保机制，但有其先天局限性，须辅以消极保证条款、合同权利让与担保、直接协议及债权人合意等其他担保机制。尽管这些契约性辅助担保机制对于银行而言的确可起到完善和补充法定担保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法律对此并未作明文规范，因而在我国可能仅有债权的相对效力而无物权的对世效力。故须研讨其实务运作的优劣利弊，以促进我国企业利用国际资金以及我国银行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运作。

简介：预见可能性在过失犯构造中体系位置的混乱,根源于传统理论未区分过失的认定与过失的归责。作为经验事实范畴的预见可能性,仅对过失归责的判断产生影响。预见可能性具有超越于过失犯的一般意义,它构成刑法中自我答责的正当性门槛。立足于法律中个体的形象从道德主体向社会主体的转变,需要引入社会的维度,倡导责任的社会化理论,以行为是否背离社会的规范性期待作为罪责的基本内容。责任的社会化理论,努力将罪责的概念与一般预防的目的相协调。一种既能发挥刑罚限制机能又能兼具预防有效性的责任理论,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依托此种理论框架,对预见可能性因素的重新定位,合乎责任主义的要求。直面我国实务中的乱象,在处理过失案件时,有必要将涉及预见可能性问题的案件与其他类型的案件作区别化处理。

简介：奖励性条款是法律文本中规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某种行为给予奖励的条款。从法律的后果包括奖励与处罚来看，奖励性条款应是法律文本必备的条款。作为完整的奖励条款设计应包括授奖主体、受奖主体、奖励条件、奖励程序及奖励标准的内容。我国现行法律文本在奖励条款的设计方面存在位置设置不准确、条款内容设计不全面、奖励条款总体缺失等问题，需要在奖励条款规范化设计上进一步完善。

简介：

简介：新形势下,科研成果的应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只有坚持向科研要警力、要效率、要战斗力,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才能提高协调作战能力和延伸作战能力,实现公安工作的新飞跃。在科研管理中,研究成果的应用应是最终的目的。只有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及科学思维应用在公安工作的第一线,大大提高公安工作的科技含量,增强公安机关的战斗力,科研才具有真实的现实意义。

简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义务对应的主要是权力而不是权利,是权力义务关系为主,权利义务关系为辅。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公平表现在权利义务的总量比例失衡,义务多权利少;“一般权利和义务关系”较为欠缺,“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普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的客体多指向积极作为的“行为”,更强调其中的义务性。在权力义务关系中,虽然理论上也主张双方均有义务,但实践中落实的是“臣事君以忠”,而“君待臣以礼”仅限于道德说教;混淆了其中的法律权力与道德权力、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比“君为臣纲”布下了更为严密的权力网络,权力义务关系渗透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尽管为其注入了亲情,但主色调仍是义务。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转变。

简介：惩罚性赔偿又称惩戒性赔偿，是指给原告的赔偿超过其实际损害的赔偿，它从一产生就有很大争议。随着严格产品责任的产生和发展，由于惩罚性赔偿判决数额之高以及它在个别产品领域出现的频率之高，在产品责任案件中尤其引起人们的关注。另外，人们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产品责任危机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惩罚性赔偿，

简介：对国内产业的实质性阻碍损害是反倾销法中损害认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最终确定是否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无论WTO《反倾销协议》还是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反倾销立法及实践中对此都没有明确的标准。本文在分析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立法和实践后认为，我国反倾销法中的实质性阻碍标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尽可能早的损害发生阶段、做广义解释的“新建”产业、倾销对国内产业影响的宽泛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