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非法证据的取舍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但由于这一命题与诉讼的基本观念和基本价值选择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深受犯罪状况和司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实际上对非法证据的取舍隐含着颇为复杂的底蕴。由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则体现出对非法取证行为的彻底否定，尽管难免造成案件客观真实的失落，但却为树立权利保障观念、权力制约观念和正当程序观念以及进而尽可能地接近达到既实现程序公正合法又符合案件的客观真实的理想的诉讼状态提供了保障。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这一原则。

简介：非法证据的'虚假排除说'和'抽象排除说'对我国司法机关的影响很大。'虚假排除说'只关注证据的真实性而忽视证据的法律属性而且容易造成冤假错案,不应成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根据。'抽象排除说'关注到证据的法律属性,但其内部性、依附性、形式性决定了'抽象排除说'以一种'办案视角'看待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这对被告的权利保障不够彻底。'具体排除说',以'权利保障视角'看待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可以促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理念的转型、引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确确立、解决当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难题、彻底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辩方敢申请、检察机关有回应、法院敢作证据无罪判决是实现'具体排除说'的方式。

简介：为了排除我国不合法取证现象,惩罚犯罪,保障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应建立符合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完善案件取证规则,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机制,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取证工作向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的方向发展。文章在分析国内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司法中用于对非法取证行为遭到侵害的人，使之处于不利的地位。本文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两院三部《规定》）的研究以及实施情况的考察，提出以下意见。

简介：<正>赫伯特·帕克将现代刑事司法体制概括为极为清晰的两分模式,这种类型化的处理方式让我们受益非浅。首先,正是他最为明确地将存在于我们对抗制司法中最大的张力概括为观察刑事诉讼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犯罪控制和正当程序。前者关注法律制度在抑制犯罪方面的作用。不论是逮捕和对罪犯的惩罚,还是在尽可能早的诉讼阶段释放无辜者,该模式都将效率奉为主要价值。它以边际效益的术语研究诉

简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于非法证据的认定、排除程序等做了相关规定．尤其对非法言词证据方面做了详尽的规定。而对于根据非法证据生成的其他证据以及未按照法定程序收集到的证据，又如何对待呢？《规定》未作相应规定。笔者就这些问题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个人本位,强调尊重人权和对人的道德关怀的历史产物,是对控制犯罪、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权衡、妥协的产物,是一国诉讼制度民主、文明与否的试金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是一个社会本位,忽视个人权利和人格尊严的东方大国,刑事诉讼中非法取证现象非常普遍.如何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建构一个中国式的排除规则,成为刑事证据立法的热点和难点,本论文力图勾勒其基本框架.

简介：【案情】上诉人：B＆B，SEALTIGHT注册商标权利人。被上诉人：HargiS，异议商标SEALTITE申请人。上诉人B＆B于1993年在航天工业的金属扣件用上注册SEALTIGHT；而Hargis则在建筑金属扣件上申请SEALTITE。尽管航天飞机和建筑工程不同，但双方倾向于使用表达其商品能使物体更加紧密的商标。B＆B认为SEALTITE与其注册的SEALTIGHT之间存在混淆性近似，因此提起异议。B＆B与Hargis有着20年纠葛，整个过程经历商标侵权民事诉讼程序、商标无效程序以及商标异议程序。

简介：＂非法＂应仅指违反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范围,不宜无限扩大。＂非法证据＂包括一切非法言辞证据,对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应视实际危害和可否补救将排除与否的裁量权交给检察官或法官;＂毒树之果＂不宜视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应为绝对排除非法言辞证据,酌量排除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实物证据;排除适用时间应从批准逮捕始及其后的各个诉讼阶段,包括延长羁押期限等程序中。

简介：与我国现行的证据规则相比，英国证据法有着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渊源不同。我国证据规则皆为成文法的规定，而英国的证据法则由判例法和成文法两部分组成；其次，分类不同。我国立法机构针对不同的诉讼设定了不同的证据规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简介：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首先是对司法人员、执法人员法律意识的培养，增强其人权、程序、法治意识，只有在打下坚实法律意识的基础上才能保证该程序的顺利实施。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第二个方面措施是对其自身内容的完善。通过前文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自身规定性内容的分析，本文最后提出应从非法证据的法律规定、非法证据证明标准的重新界定、赋予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主体地位、延伸证人、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提出时限等四个大方面予以完善。除此之外本文还提出应对有关制度加以完善。对于外部制度的完善，本文提出应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完善及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以及强化驻所检察官的监督职责等。

简介：一、非法证据的判断（一）关于“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认定《规定》第2条规定“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通过本条可以看出“暴力方法”，主要是“肉刑”，指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但是对于“变相肉刑”却没有列举，采取的是相对概括的规定。

简介：<正>对非法取得的口供是否赋予其证据能力,是否被允许进入审判程序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并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是一个涉及刑事诉讼价值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贯穿刑事诉讼活动始终的控制犯罪与程序正义的冲突问题、保障人权与维护安全的平衡问题。如果不具有证据能力的口供能在诉讼程序中一路绿灯,对查明案件事实、有效惩治犯罪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作用是建立在漠视公民基本权利和损毁国家法律秩序基础上

简介：公诉人在非法证据排除工作中应确立公平公正的中立观念,增强诉前审查非法证据的自主性,对侦查人员出具的取证情况说明要具体分析,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措施有：设立沉默权或律师在场制度;增强技术手段,提高侦查能力;对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实行听证制度。

简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阐述了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但对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时如何开展调查证据取得程序是否合法并未涉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仅在做出实体裁决的时候适用，同样适用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当中，以此，我们必须要扩展地来看待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具体分工，明确权责。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新增加的法律规定，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我国已有的司法体制上建立的，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作用集中体现在刑事诉讼的各环节当中。虽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两高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将非法证据排除实施过程进行了细化，但在现实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前会议中如何适用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庭前会议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指出了非法证据排除进行庭前会议的必要性和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前会议中的适用。

简介：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已得到理论界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具体运用这一标准才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司法现实中,由于证明标准并非绝对精确,法官受自身认知能力及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对犯罪事实之认定可能突破该标准的约束,同时法官的道德因素也不容忽视.真正实现排除合法怀疑的证明标准作用,必须构建良好的司法环境.该环境不但要求法官高素质,而且要求法官能独立进行判断,更重要的是法官必须履行心证公开的义务.

简介：防止冤假错案,维护程序公正,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可谓任重道远。无疑,法律的颁布不等于实施。除了刑事法官的价值观念、法律思维、职业习惯的主观因素影响及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因素作用,作为价值性冲突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适用仍有其难处。本文以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为切入点,拟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结合本土刑事司法实践特征,以求进一步明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从而更为有效地实施排除规则。

简介：证据法是管控司法事实认定的规范体系,因此证据法的结构与事实认定主体的特征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普通法系的证据法,即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很大程度上是陪审制发展的产物。陪审员被假设为不够理性的事实认定者,法官适用排除规则将某些具有危险性的证据阻隔在庭外,可以优化庭审信息环境,管控陪审员的裁决。但是陪审制在诞生之初是一种知情裁判模式,只有其演变为非知情裁判,陪审员成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之后,证据排除规则才逐渐地生成。陪审员的一些非理性认知倾向,也被一些现代认知科学和实证研究确证,这说明了排除规则立法的必要性。陪审制所造就的二元式法庭结构,能够使排除规则这种管控方式有效地运行,这使排除规则立法具有可行性。在当代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背景下,研究证据法的陪审制基础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简介：一、引言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分别以司法解释性文件和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2年《法院解释》)对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进一步予以细化。2013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以下简称《中政委规定》),在重申非法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同时,对讯问场所和全程同步录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