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人身危险性被称为主观主义刑法对刑法的最大的贡献。但是,在现在的刑法教义学中,很难找到人身危险性的体系性论述,人身危险性在现代刑法教义学中到底应当如何定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人身危险性的定位在中国刑法学中,率先体系性地论证人身危险性地位的是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该书指出:人身危险性是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定罪和量刑的根据,是犯罪的二元本质之一。[1]随着中国刑法由刑事责任向责任主义的知识转型[2],犯罪论体系也由耦合的四要件转型为阶层的三要件,人身危险性的定位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调整。

简介：<正>人身危险性是否可以评估,关系到人身危险性理论、人格刑法、矫正刑、保安处分等一系列刑法理念的生死存亡。英美法系已经发展出许多度量各种具体的人身危险性的工具,并且实践证明,这些工具的有效性比较高。这些实践为我们发展人身危险

简介：<正>不管刑法的目的是惩罚还是预防,减少再犯率始终是我们追求的社会管理目标之一,而再犯危险性评估方法和检验方法也将成为社会管理的工具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详细的研究

简介：<正>人身危险性理论是矫正刑依存的根基。矫正刑要纳入制度建设之中,必须证明两点:第一,对于罪犯,存在有效的矫正手段。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实践证明,"行为一认知"疗法对于罪犯行为的矫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其中的代币制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第二,人身危险性可以评估。这一点,关系到矫正刑的量刑问题,也关系到矫正刑与人权的关系。如果人身危险性可以比较准确的评估,我们就可以对各个罪犯进行量刑,并且将这种量刑的限度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不会侵害到基本的人权。英美法系已经发展出许多度量各种具体的危险性的工具,如果这些工具的有效性比较

简介：对于逮捕，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详细的实体和程序规定，统一了逮捕的使用条件和证明标准，并且赋予逮捕这一人身羁押程序以严格的法律审查制度，充分发挥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重要功能。但是，对于逮捕的证明标准问题，特别是逮捕使用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证明问题，由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以及司法人员不同的主观法律意识影响，一直无法统一适用，这一现象对刑诉法公平价值的有效实现造成了强有力的阻碍。

简介：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是澳大利亚侵权法上休闲体育活动过失致害责任的特殊条款,澳大利亚2002年的侵权法改革对该条款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危险性娱乐活动条款主要由＂危险性娱乐活动＂、＂重大受伤风险＂和＂显著风险＂这三个重要概念构成。判例法在该条款的具体适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学者对该条款多有争议,但它符合过失责任在休闲型体育中的发展趋势。立法者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在限制过失责任的同时,不影响人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简介：在第八次特赦中,“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首次成为特赦的实质条件。在我国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语境中,也存在社会危险性的表述,但认识比较混乱。现实社会危险性需要通过客观证据来证明,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判断要将罪犯的现实表现作为判断依据。“现实社会危险性”只能采取封闭式的立法模式,“现实社会危险性”的表述不宜直接出现在立法文本中。“现实社会危险性”应当包括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以及存在诉讼风险两种情况,但有犯罪记录未必就属于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特赦中“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含义可表述为：通过客观证明可以证实,服刑罪犯在被释放后,存在继续危害社会、妨碍诉讼等情形的可能性。

简介：随着刑事法学从单纯关注＂行为＂转向同时关注＂人＂,人身危险性评估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价值。虽说人身危险性评估从主观的司法判断到独立的证明领域经历了一个过程,但是,其诉讼证明性得到了广泛的认知。这是刑事证明的新领域,代表了一种有别于常规＂回溯式证明＂的全新证明类型：预测式证明,其独特性在证明方向、证明对象、证明依据、证明结果和证明程度等方面都有充分的展示。

简介：绕开死刑既有学说抽象层面的存废之争,在现有的司法运作体制下,探究如何从实体法层面有效限制死刑适用无疑是务实性的做法。定位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视角,先把犯罪行为人置于主体性地位审视再作死刑适用与否的判断,不仅与我国刑法对死刑限制性适用的初衷相契合,而且与刑罚思潮的主流价值相一致。人身危险性理论可以对死刑的司法适用进行双重限制,即一方面以侵犯生命权为坐标从死刑的外延上限制死刑的罪名种类,另一方面则以司法裁量中的量刑基准作为参照系予以死刑适用的限缩。

简介：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是对行为人予以处置的法律基础,社会危害性属于行为的范畴,而人身危险性属于行为人的范畴。社会危害性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决定因素,而人身危险性是影响法官裁决结果的一个或然因素,与社会危害性相比,其只对量刑发生次要作用。劳动教养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其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原因,其法理依据薄弱,法律地位不明。将劳动教养化解到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以非刑罚处罚和保安处分措施予以代替,符合法律发展的逻辑。

简介：人身危险性的最初含义是犯罪可能性,包括初犯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的性质是双面的,既可能是社会危害性的内容,也可能是刑事责任的内容。当立法者将人身危险性作为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其能决定社会危害性的有无,是定罪的根据,具有出入罪的功能;当立法者未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其仅影响刑事责任的大小,是量刑的根据,具有影响刑罚轻重的功能。无论在定罪活动中,还是在量刑活动中,人身危险性的功能均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

简介：目次一、“较大的市”立法权之形成（一）“较大的市”之由来与演变（二）“较大的市”之立法拟定权（三）“较大的市”不完整立法权之获得二、“较大的市”不完整立法权之局限（一）《立法法》制定时的争论与定夺（二）“较大的市”不完整立法权的弊端三、“较大的市”完整立法权之必要性四、“较大的市”立法权之完善的基本措施五、结语

简介：从形式上，抽象危险犯既可表现为行为犯，也可为结果犯。抽象危险是一种拟制的危险，一般不需要进行具体的危险判断。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设置是一种保护法益前置的措施，在风险社会下，具有合理性。但是，抽象危险犯的处罚与罪责原则间存在紧张关系，有必要限缩处罚范围。

简介：本文以调研上海市危险驾驶罪司法裁判情况为基础，以截至十月全市法院审结危险驾驶罪219件案件为素材，分析司法现状，总结、归纳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具体特点，重点剖析目前执法、司法过程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以期能够降低危险驾驶罪施行中的不足，促使危险驾驶罪正常发展。

简介：<正>"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科学化、技术化,对于个人而言,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黑匣子,不可能进行主体性的控制。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脆弱的技术手段,与此同时,个人行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也飞跃性地增大,人们不知瞬间会发生何种灾难。"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首次提出作为现代社会核心概念的"风险社会"概念。它是指西方工业国家在经济、社会、技术和医疗结构高速改进过程中,社会机体对混乱的抵抗力完全丧失的一种社会状况。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

简介：随着科技的发展和风险社会的到来,危险犯在刑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明确危险犯之危险状态的判断标准,既是司法实务中裁判危险犯是否成罪的关键,也是对危险犯理论相关争议进行廓清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需要在明确危险犯中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危险状态判断的各家学说进行评析,进而提出危险状态评判的实质、时点和标准,并对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中危险状态的判断提出基于中国立场的合理化建议。

简介：城市和城市化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法治应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中国城市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城市立法将在地方立法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也将对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发挥重要影响。较大的市之立法作为中国城市立法的典型形式和先驱,其相关理论问题应当受到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以往许多学者认为,较大的市之立法权违背宪法,甚至呼吁予以取缔,这种看法有失确当,是对宪法文本的不当解读:较大的市之立法权的合宪性需要结合宪法文本重新加以审视。

简介：<正>第一章总则第一条(目的和依据)为了加强本市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管理,保障运输安全,根据《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简介：过失危险犯立法在国外尤其是德日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已经相当成熟，然而在我国，这一制度还是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新星”，甚至很多学者根本不承认我国刑法立法中存在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笔者认为，我国是存在过失危险犯立法例的，而且过失危险犯的范围应该扩大。基于这样的论点，以过失危险犯之存在与提倡为切入点、进而提出了过失危险犯的具体立法构想。

简介：犯罪未遂作为直接故意犯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表现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这一现象。结合我国刑法关于故意犯罪与犯罪未遂的规定,不难发现,成立未遂犯,判断对象是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判断标准是行为时的科学的判断。从形式上看,犯罪未遂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但又不充足犯罪构成的形态;从实质上看,犯罪未遂是行为人在直接追求犯罪结果中,主观罪过未能充分展开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