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来欧元汇率大幅回升，人们十分关注影响欧元汇率稳定的因素。本文认为欧元的稳定性存在汇率稳定和结构稳定两个方面，其中结构稳定尤为重要，决定着欧元能否长期存在。且影响汇率的稳定。本文构建动态评价体系，评估了欧元问世以来的结构稳定状况，并得出2003年之前欧元结构稳定性逐渐增强的结论。

简介：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且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结构性对抗又有利益捆绑,同时易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理解两国互动所薤涵的这种复杂性并把握其动态特征,对于应对未来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实力变化动摇了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双边关系在传统竞争领域之外还面临着新领域、新问题的竞争与摩擦,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但这些挑战中也蕴涵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巨大机遇.中美两国的主体性特征、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是双方走出“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历史逻辑的基础.未来中国对美国外交将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保持-贯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将是把握机遇,以自我发展为核心,沉着应对周边局势,积极扩大外交布局并承担国际责任.在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加强中美合作,管控危机,促进中美共同利益,通过建立功能性伙伴关系走上共同演进之路.

简介：权力转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成为攸关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传统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基于美苏两大对称性阵营的敌对关系,对于不对称性和动态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不足。基于非对称战略平衡视角,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应以保证中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基础。在机制层面,中美要加强交流、协商和谈判以建立相关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性承诺,从而构建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在结构层面,中国无需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实现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关键。

简介：欧盟为了确保欧元的稳定性，作了一系列详尽的体制安排，如签订了《稳定与增长协议》作为其直接保障，但时至今日，德国和法国连续三次违背《协议》中的明文规定，这已经对欧元对内价值的稳定造成了影响，严重损害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协议》的信誉，在这种情况下，是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弥补了本该受到负面影响的欧元的信誉，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是欧元稳定性的间接保障。

简介：四、经济调整的代价(一)宏观调整代价第4表将那些以1984年12月备用协定为前提的宏观经济的设想部份数据与实际数字作一对照。该宏观经济设想将1985年的经济增长率定为零,进口定为负增长,并假定贸易收支趋于顺差。这种设想要求本身就非常严格。尽管如此,关于货币供应量,公共部门赤字等的“实绩基准值”现在实际上已经达标,抑制迅速上涨的通货膨胀与缩小经常收支

简介：族性是族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形成族类群体认同的纽带。族性认同是族类群体形成认知和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凭借动员的环节,族性及族性认同被带入政治场域,参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并因循不同的政治行动呈现出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族类群体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交织和震荡联动,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影响。当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超出有序范围,以暴力、骚乱、恐怖行动、屠杀、清洗、武装冲突和分裂运动等形式出现时,便给相关群体带来恐惧与伤害,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失序与动荡,甚至会危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国际的政治关系与秩序。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族性转化为安全议题需要以认同为基础、以动员为条件、以信念为支持,并在一定的族际结构中发生,因而需要族性认同、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离散政治等理论的诠释。族性安全的研究范式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

简介：一般认为，国际安全机制是“关于特定国际安全领域，为达成某一共同的安全目标而建立的，容许国家相信其他国家将予以回报，而在它的行为上保持克制的那些原则、规则和标准。这一概念不仅指便于合作的标准和期望，而且指一种超出短期自我利益追逐的合作形式”。合理的国际安全机制对于促进安全合作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实际的合作常常比可能的合作要少”。

简介：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简介：国家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难题,因而也向来偏好于获得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确定性”。不过,这通常会面临地区与国际形势演进“常态性”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不确定”时代,这则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实际上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主要呈现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国际安全制度性安排的“滞后”等诸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影响国家实现国际安全的“自助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同时,更使国际体系的“确定性”难有保证。因此,重塑国际安全并不能囿于哪一个范式的解释,它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国际战略议程,在重塑国际安全进程中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而在国际安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所体现的安全实现路径则为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经验性验证。

简介：近年来，东亚安全成为热点问题。相关东盟国家的国内政治出现重大变化：地区安全的参与力量、治理架构、规范与议程多元化；南海问题持续发酵，叙事升级，加剧地区紧张。本文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审视和剖析。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后出现的社会秩序，以理性和普遍性为核心。后现代性以反权威、反正统、去中心为灵魂，以不确定性、否定性、多元性、非连续性为特征，是对现代性思维的质疑和颠覆。论文指出，东亚安全热度上升主要来自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塑造秩序的理念不确定，基于现代思维的主导权之争与后现代去中心进程并存；在安全规范和议程上，地方知识获得更多的本土自觉．主权安全和发展安全并重，协商治理成为可行的规范：南海问题基于实在的领土争议，但又是话语建构的安全热点，服从于霸权护持的目的。面对长期化和不断复杂化的东亚安全局势，论文提出，应参照后现代性的“他者”思维．建设具有包容性和普遍代表性的地区规范和价值体系。

简介：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简介：冷战结束尤其是2014年后,美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总体有所降低,中国参与、贡献和引领亚洲安全新格局构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深度博弈,多数国家期待建立一个全面、有效、可被广泛接受的亚洲安全新格局.当前,亚洲安全格局存在着时空错位、理念分歧、结构冲突、机制分散等四大关联交互的突出问题,导致亚洲安全面临系统困境.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看,亚洲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亟待探索构建亚洲安全新格局.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挥在亚洲安全新格局建构中的角色作用,加强理念和方向引领,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妥善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亚洲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大力推进亚洲安全合作,努力实现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国向供给国转变,为自身建设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亚洲安全建设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简介：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具普遍性的存在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文化也不例外。当全球进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时候,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构成了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认知系统的新生态特征。文化生态安全是这一现代性的表征。文化生态构成的多重二元结构是文化生态安全构成的结构方式。内部性与外部性文化关系冲突是引发文化生态危机和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原因。塑造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文化环境是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文化生态保障。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的存在形态与结构样式,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机制,文化多样性安全是文化生态安全实现的前提。中国要实现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安全的同时,实现从单一时空领域里的文化安全走向系统整体范畴的文化安全,在生态文明系统整体安全观的基础上,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简介：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台湾等问题上存在重大差异,两国关系一直时好时坏,在曲折中前进.要警惕美在对台政策上的"清晰化"倾向.但也应看到,不断发展的经贸关系、两国间广泛的交流与接触已成为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要进一步排除影响中美关系的障碍.

简介：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南海地区人与社会经济、自然发展关系扭曲的结果。它与南海传统安全交织出现,给地区国家安全与海上航行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相比之下,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学界太多的关注。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且在九一一事件后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形态。其后,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地区国家的重视,虽在地区国家加强合作下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由于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及现有的民族、宗教矛盾,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未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南海地区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策略性互动还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与问题,而这些不足和问题使地区国家在南海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效果不彰。不仅如此,针对地区内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需要和东盟国家找准方向,为解决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探索有效途径,进而实现共同维护南海稳定与和平的目标。

简介：根据中国在2006年8月25日发表的正式声明，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98条第1款所述的任何争端，中国不接受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公约》第298条第l款包括涉及海域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然而，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罔顾以上事实，于2013年4月24日强行组建中菲南海争端仲裁庭（以下简称仲裁庭）。

简介：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不同，中国侧重于以发展界定安全，西方大国则注重以威胁界定安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作者构建了新时期评估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安全环境、军事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等构件，这些指标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号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2008年以后三种场景产生较大分叉，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合作环境。

简介：上海合作组织经过1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与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之一，不仅使地区经济合作更加富有成效，安全领域的合作成果也日益丰富。2011年6月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签署的《上合组织十周年阿斯塔纳言》，对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进一步深化合作，促进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对巩固和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联系具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

简介：为了应对海上航道安全威胁，南海各方经过努力形成了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该机制具有一定有效性，但也存在许多局限性，如合作机制的软法性导致遵约和履约行为的非拘束性、合作机制固有的妥协性与弱惩戒性损害其权威性、合作机制的原则性影响权利义务的确定性、合作机制的独立性受限于国际势力干预性，以及合作机制的公共物品属性影响其实效性。这些局限需要南海各方协同以破解制度困境：构建软硬法有机联系的合作法律机制；完善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内在构成要素；协同努力确保合作法律机制的独立性；强化南海各方有效合作的“选择性诱因”机制。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