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受限于薄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通过加强美菲同盟的策略试图取得优势。美国则借中菲南海争端,通过巩固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维护自身在西太平洋的存在。但是由于两国在南海问题中立场与利益的不同,以及中美、中菲关系的结构性差异,美国无法完全按照菲律宾的利益行事。除了有限地帮助菲律宾提升防御能力,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是宣传性的,即制造出美国十分重视盟友利益、菲律宾在与中国的南海争端中有美国帮衬的表象,其目的是迷惑中国对局势的判断并且限制中国的政策选项。所以在外交术的分类中,加强美菲同盟的策略既是军事性也是宣传性外交术。加强美菲同盟的策略没有改变南海问题现状,中美关系或中菲关系的整体发展也没有因此受到阻碍。通过权力运用观下一国获得对他国权力的条件考察加强美菲同盟这一策略,可得出菲律宾未能通过该策略在南海问题中获得对中国的优势。但是这一策略充分体现了在国际政治中菲律宾积极超越自身不足的主动性。
简介:吴登盛执政期间,调整了缅甸的外资政策,对外来投资采取了放宽投资领域、降低准入门槛、灵活掌握土地使用权限、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完善保护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为本国引进外资创造了较为合理的投资环境。这使外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来源国和投资领域也趋于多元化,缅甸的对外贸易和GDP总量不断攀升,进一步增加了国内就业。但同时也加剧了通胀压力、扩大了贸易逆差。当前外资仍然面临缅甸政局缺乏稳定、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员工素质不高、产业链缺失、投资成本偏高、效率低下、法律法规亟待完善、民族主义高涨等一系列问题。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政府虽已上台,但未来如何进一步吸引外资,振兴缅甸经济,仍然任重而道远。
简介:在国际调停领域,人们普遍认为,调停者的公正和中立有利于冲突的解决。然而近期学界有新的观点,认为若调停者偏向冲突中的某一方,将更有利于缓解冲突。对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说法,作者认为调停者的偏向会影响冲突双方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最终结果。若冲突双方中一方有极度不安全感,且处于收益框架,认为谈判会有收获,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效果要比不偏不倚的调停效果好。若弱势一方处于损失框架,担心参与调停会危害国家生存,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调停效果未必更好。在朝核危机六方会谈中,中国偏向朝鲜的立场可以使朝鲜信任中国,进而参与六方会谈,显然中国对六方会谈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中国的偏向立场虽然使朝鲜乐意参与谈判,但对朝核危机的彻底解决却难以取得成效,由于中国偏向朝鲜,朝鲜认为中国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反而使朝鲜有恃无恐,美朝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最终致使六方会谈难有进展。因此,调停者的偏向立场有利于推动冲突双方参与谈判,但不一定有利于冲突的最终解决。
简介:冷战时期,东盟将美苏角力、分离主义等视为威胁东南亚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孱弱的东南亚各国为了化解威胁,一方面积极推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步伐,另一方面努力探索东盟安全机制的构建。1967年东盟正式成立后,东盟先后签署和发布了《曼谷宣言》、《吉隆坡宣言》、《巴厘协议》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系列条约、协议和宣言就东盟安全机制的决策机构、运行原则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界定,东盟安全机制初露端倪。在其四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东盟安全机制框架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多元安全决策主体体制的确立、安全运行原则的恪守以及争端处置程序的设定等方面。尽管此机制框架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它在化解东南亚国家安全问题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性保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需要警醒的是,东盟安全机制所彰显出的大国平衡性、制约中国的针对性和多边主义转型的时代性,对中国周边特别是南海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须及时做出战略性应对。
简介:互联网开拓了国际政治新空间。互联网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其内在运行逻辑的外在表现。互联网以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或是引导或是否定行为体的行为,迫使行为体服从其内在的法则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作者首先以层次分析法梳理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之路径,即个人、国家与国际体系。其次,阐释互联网作用于国际政治之运转核心,即国家利益、权力与安全,说明没有绝对的互联网自由,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至上。最后,揭示互联网助推国际结构变迁之作用,即催化、同步和建构作用。互联网作为信息媒介,可促使某些社会因素推动国际政治中的变革;作为先进技术,可促使国际政治自身的进展与时代发展不断相互确认;伴随微博和社交网站出现的人人互动的交际方式,使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进化的条件在互联网世界中有所形成。
简介:2010年年底以来发生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系列“占领”运动,被国内外学术界视为构成新一轮全球抗议周期的组成部分。作者从社会运动理论有关主框架和抗议周期之间的关系出发,考察了“阿拉伯之春”和系列“占领”运动之间的联系与异同。“阿拉伯之春”中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变革”主框架的出现,构成此轮抗议周期兴起并具备强大动员能力的重要原因;而当系列“占领”运动在借鉴“阿拉伯之春”的话语和象征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占领”主框架时,抗议周期在主框架上经历了从“变革”到“占领”的转型过程。然而,与“变革”主框架相比,“占领”主框架在经验的可信度、经历的可测量度和观念的重要性上存在明显不足,这是系列“占领”运动的动员能力无法与“阿拉伯之春”相比的重要原因。鉴于从“阿拉伯之春”到系列“占领”运动之间的意义和象征体系的转型并不成功,大致可以预料,除非新的社会运动对话语体系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否则,这一波全球抗议周期将趋于式微。